《侵权责任法》实务分析之“同命同价”/郭旺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7:34:18 浏览:923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侵权责任法》实务分析之“同命同价”
郭旺生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侵权责任法的此条规定使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于是，有人便将其解读为同命不同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此规定的适用范围—“同一侵权行为”。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侵权责任法》虽规定在同一侵权行为中适用“同命同价”，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是要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以农村居民的标准。这是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就高不就低。
而饱受诟病的“同命不同价”来源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换言之，在单个侵权行为造成单个损害的情况下，依然还是适用前述规定，为了缓解“同命不同价”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最高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明确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但这种法律适用是有范围的。
综上所述，就现行法而言，同命同价的规定并未能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郭旺生）
郭旺生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侵权责任法的此条规定使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于是，有人便将其解读为同命不同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此规定的适用范围—“同一侵权行为”。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侵权责任法》虽规定在同一侵权行为中适用“同命同价”，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是要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以农村居民的标准。这是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就高不就低。
而饱受诟病的“同命不同价”来源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换言之，在单个侵权行为造成单个损害的情况下，依然还是适用前述规定，为了缓解“同命不同价”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最高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明确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但这种法律适用是有范围的。
综上所述，就现行法而言，同命同价的规定并未能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郭旺生）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倾销的构成和确定
金孝柏
摘 要：出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即构成倾销。倾销的确定包括倾销事实和倾销幅度的确定。倾销事实的确定涉及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确定。正常价值可以通过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替代国价格、推算价格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等方法确定。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差额即为倾销幅度。
关键词：倾销 正常价值 出口价格 确定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Dumping)的确定是反倾销诉讼最关键的步骤，是依法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正确认识倾销的构成与确定对我国企业应对外国反倾销诉讼具有现实意义。
一、 倾销的定义与构成
学界对倾销并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对倾销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倾销是指出口产品定价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严重损害进口国国内某一工业的行为。” [欧福永，P34]也有学者将倾销定义为“将本国产品低于国内市场价值销往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刘琦,P132] 这两种定义均不能准确反映倾销的法律内涵, 前者混淆了倾销的定义和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法定条件的界限, 后者把国内市场价值与正常价值混为一谈。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Normal Value)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WTO《反倾销协议》第2.1 条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Export Price)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根据欧共体384/96号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如果某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价格低于出口国在正常贸易中同类产品(Like Product)的可比价格，视为倾销。”
上述定义尽管措辞不完全相同，但都包含了倾销的共同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一国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商业行为，是一种扭曲市场正常交易的不公正贸易行为。
理论上，只要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出口到进口国市场即构成倾销。但是, 进口国并不能对所有的倾销采取反倾销措施。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构成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倾销：（1）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2）对国内已建立或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或实质障碍；（3）倾销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本文仅从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比较的角度探讨倾销的确定。
二、 确定倾销的标准与程序
倾销的确定指依法调查和确定出口产品是否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进口国市场以及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相差的幅度的法律程序，包括对倾销事实的确定和倾销幅度的确定。
（一）倾销事实的确定
倾销事实的确定是指依法对一国产品是否低于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市场的事实进行调查和确定的法律程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确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2）确定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3）合理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
1． 正常价值的确定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二条的规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出口国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用以计算正常价值的可比价格包括三种：（1）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2）出口到第三国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3）推算价格(Constructed Price)。因此，理论上，确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并不困难，但由于反倾销的保护主义本质，[王传丽，P54] 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经常成为保护主义滥用的首要突破口，[赵维田，P286] 从而使正常价值的计算变得十分复杂。
1） 正常贸易过程的界定
所谓正常贸易过程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方之间没有伙伴合作关系或补偿性安排的销售。[沈木珠，P493] WTO《反倾销协议》第二条2.2、2.3款规定了不属于正常贸易过程的三种情况：（1）当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Particular Market Situation)或销售量较低时(通常指国内市场中消费的同类产品销售占被调查产品占进口国销量不足5%)；（2）产品销售给与之有关联或补偿性安排(Association or a Compensatory Arrangement)的公司；（3）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这是因为，销量较低时或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时的成交价格发生了扭曲，不能反映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可以直接确定为倾销，但这一规定受到普遍质疑和反对。[赵维田，P288]
2） 同类产品的界定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同类产品指与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在各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如果不存在该类产品，即指虽然并非在所有方面都相同，却有与被控倾销的产品极为相似特征的产品。事实上，要求产品在物理性能、化学特性、适用或使用方面完全相同或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判断是否属于同类产品的根本依据在于被指控倾销的出口产品与被选定的出口国国内产品是否存在实质相似性、直接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刘颖，270]
3） 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
国内市场价格又称国内销售价格（Domestic Sale Price），指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或与其相似的产品在反倾销期间在出口国国内市场实际支付或约定支付的价格。但是，根据GATT第六条的要求，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发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和成本等生产要素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国家控制，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所以，对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由其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确定，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则根据选定的替代国的同类产品的价格确定。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实践中，反倾销机构确定一国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更多地考虑了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状况。[余劲松，P95] 我国就是这种制度典型的受害者。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经常利用这种区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国家提起反倾销诉讼，以达到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目的。
4） 替代国价格与替代国制度
一般认为，替代国制度指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不使用该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而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出口国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同类产品的成本或出口价格作为基础，来计算该产品的正常价值的步骤和措施，因此计算出来的价格即为替代国价格(Surrogate Price)。这一制度的国际法根据就是GATT第六条及相关的注释。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对替代国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薛华勇，P14]
替代国制度主要涉及非市场经济的界定、替代国的选定标准、替代国产品价格的确定与计算方法。根据欧盟第905/98号条例，中国虽已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但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中国的企业仍需要提供充分材料证明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才能采用中国的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政策的实质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总体上肯定而实际上否定，抽象地承认而具体地否定。[陈秋兰，P14]
5）向第三国出口价格
向第三国出口价格（Export Price for Third Party）指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国内无销售或者虽有销售，但销量极小，不能以国内销售价格计算，由反倾销主管机构决定用相同或相似产品出口到一个合适的第三国，且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以具有代表性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计算。适用向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符合四个条件：（1）向该第三国出口的产品必须与被控倾销的产品相同或最相似；（2）该第三国必须是该同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3）该第三国国内市场产品价格具有可比性；（4）在该第三国市场的销售价格必须达到能够收回生产成本的要求。但是，如何把握“合适”和“具有代表性”并无固定统一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反倾销主管机构的自由裁量，因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经常成为对付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重要手段。
6）推算价格
推算价格，也称结构价格，指产品在原产地的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上合理的销售、管理及其他费用和利润所形成的价格，主要在国内销售价格和对第三国的出口价格都不符合要求而无法用于比较时，反倾销主管机构用来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由于生产成本是用产品生产者实际消耗的原材料数量及其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这些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及利润的计算所依据的数据材料就必须真实、可靠。所以，WTO《反倾销协议》明确规定“所加利润不得超过原产地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销售正常得到的利润”，成本应根据出口商按本国公认的会计准则所作的会计资料确定，以抑制进口国反倾销主管机构任意性处理权的滥用，防止不合理成本和费用的分摊, 保证推算价格的公正性。
2. 出口价格的确定
出口价格是出口商将产品出口到进口国国内实际支付或应当支付的价格，通常根据出口商提供的帐簿资料确定。但是，如通过这种方法无法确定出口价格（如易货贸易）或确定的价格不可靠（如关联交易），按进口商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推定价格计算。我国《反倾销条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3.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
确定了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之后，必须对影响价格的因素进行调整，使两者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公正比较，即具有可比性。WTO《反倾销协议》明确规定：（1）可比价格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市场的一般交易水平；（2）合理调整价格术语、税收、销售数量、物理特征等可能影响价格确定的因素；（3）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使用平均对平均和个别对个别的比较方法，前者指用加权平均的正常价值同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平均价格比较，后者指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以逐笔交易为基础进行比较；这两者价格均须发生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并应考虑当天的汇率。如果出口价格因不同进口商、地区或时间差距较大，进口方可以用其所计算出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每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
（二）倾销幅度的确定
由于倾销幅度（Margin of Dumping）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实施反倾销税税率的高低，倾销幅度的确定更显得重要。在欧盟，倾销的幅度高于或等于欧盟进口产品和欧盟国内产业生产的相同产品的总差价，这种计算方法倍受质疑，也使欧盟成为反倾销措施最严厉的经济体。[潘渭河，P37]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当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时，构成倾销，两者的差额就是倾销幅度，但倾销幅度低于2%时可以忽略不计。
确定倾销幅度有四种方法：（1）将产品出口价格与其国内销售价格进行比较产生的差额；（2）把产品出口价格与该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比较；（3）将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与推算价格相比较；（4）平均对平均，个别对个别的比较方法。前文已述，此处不赘。我国《反倾销条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三、 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
倾销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很多。根据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实践, 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国家贸易政策。就出口而言，我国长期为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
2）替代国的选择。替代国的选择直接决定替代价格即可比价格的高低。选择不同的替代国，倾销是否存在的结论可能就不同。由于替代国的选择并无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已沦为保护主义反倾销的工具。1982年美国诉中国蘑菇反倾销案即是一例。
3） 同类产品的选择与确定。如前文所述，为使国内价格具有可比性，必须确定同类产品的范围。尽管WTO《反倾销协议》对同类产品的选择有详细的规定，但现实中进口国在确定同类产品时主观随意性仍然很大。
4）推算价格的确定。WTO《反倾销协议》为保证推算价格的公正性规定了成本核算和费用分摊的方法，但仍不能有效避免进口国确定推算价格的随意性。
5）企业不规范的定价行为。我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甚至为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或者同行业恶性竞争，以低价招揽客户，破坏了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
6）汇率变动。在计算出口价格和产品正常价值时，经常牵涉到货币兑换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汇率变动也会直接影响出口价格的确定，从而影响倾销的确定。
劳动合同法----雷声大雨点小
赵越
2007年底，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令无数劳动者欢呼雀跃，也使许多不规范用工的企业如临大敌。企业各自忙着钻研应对策略，社会上各种讨论、讲座层出不穷。富士康、华维、家乐福等著名企业抓紧在新法实施前进行的裁员、变更关联企业重签劳动合同以避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事件也轰动一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关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2008年1月1日是划分新旧的转折点，仿佛劳动者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但是，早在《劳动合同法》的起草阶段，质疑声和废除声就不绝于耳（见周帆《建议尽快废除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及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会长李远发《致香港及内地两地政府的公开信》），许多人把《劳动合同法》实施视作企业运营的主要障碍。曾经的中国首富张茵女士就认为这部法律“对企业发展是种障碍”。更为激烈的指责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他直指《劳动合同法》“限制了企业用人自由”，“会把企业搞垮”。东莞市一副市长倡言要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当地方政府也敢于叫板国家法律在地方的实施，执法者所受到的来自地方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摘自王琳《应对经济危机不能践踏新劳动法》）。
在此背景下，赶着全球性金融危机，这部新法于2008年1月1日极其不合时宜地出台了，打着保护企业的旗号下，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伊始就大打折扣，法律的威严被严重践踏，。时至今日，《劳动合同法》已经实施两年多了，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劳动纠纷解决与仲裁，对适用新法产生的结果感到十分失望，可以套用中国一句老话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实际应用中，《劳动合同法》中对用人单位规定严格的内容，多被一一破解，还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劳动者哑口无言，一些本应约束用人单位的规定，变成了束缚劳动者的羁绊。
一、 对于如何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以及因用人单位未付加班工资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辞职程序不明确，致使员工辞职时无章可循。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六个部分组成，这意味着加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实践中，加班记录一定是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因此，在劳动仲裁或法院庭中，加班证据的举证责任应当在用人单位一方。
但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想让用人单位举证劳动者存在加班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若劳动者无法提供加班证据，而用人单位又拒不提供证据的前提下，仲裁庭和法庭没有任何办法强制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者加班证据，就无法断定劳动者是否有加班，本人曾代表资方在江苏办理一宗劳动者诉用人单位因未支付加班费，而提出辞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案件，该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工作已十几年，劳动者当庭出具加班记录复印件，但用人单位不予承认并拒不出具记录的原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仲裁庭或法庭拟裁定或判决不利后果，也由于无法确定加班时数而无法给出具体裁决。且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仲裁机构的主旨还是考虑企业利益，以避免更多类似员工看到有利于劳动者的仲裁结果而大批涌入。最终，该案在仲裁员和律师的努力下达成调解解决；此外，许多单位没有打卡机制，在此情况下，虽劳动者提供加班线索，但若用人单位对线索加以否定，仲裁庭或法庭也无法确定加班具体时间和加班费数额。本人承办的另一宗劳动仲裁案件中，劳动者可提供休息日加班会见单位客户的会议记录及相关电子邮件作为加班证据，但由于用人单位予以否认，并拒不提供相关证据，仲裁员称仅根据劳动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加班时段，且劳动者在书面辞职信中没有明确申明系因未支付加班而提出辞职，仲裁员表示不予支持该部分仲裁请求。并且，仲裁员还表示，只因单位未支付万余元加班工资，劳动者就要求支付高额经济补偿金，对用人单位不公平。就这样，法律明确的规定被人为改变，法律条文成为摆设。
二、 对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劳动监察部门仅介入对在职员工工资拖欠纠纷解决，而离职员工资加班费拖欠须经劳动仲裁解决。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从条文上看，用人单位承担这一责任，并未有劳动者离职前和离职后之分，但目前实践中，上海在处理用人单位拖延结算劳动者在职期间结余工资问题时，按劳动者离职前和离职后区分这一责任，劳动监察部门仅解决劳动者在职时劳动报酬和加班费拖欠，而对于劳动者离职后主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和加班费则不在其职责范围，劳动者举报到劳动监察部门时，则被建议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而一般来说，员工在职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即便用人单位有拖欠工资情形，也不会进行举报。员工会在离职后向用人单位主张立即支付应付而未付之劳动报酬或加班费，意味着这必须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但仲裁机构又认为，这条不适用仲裁程序，仅劳动行政部门适用。因此，若将此条按离职与否区分，则本条无疑又形同虚设。
通过诉讼解决这类纠纷时，实践中，仲裁庭或法庭要求劳动者提供用人单位恶意拖欠证据，我们知道，恶意拖欠证据十分主观，没有法定要求，举证困难不得而知。若无法提供恶意拖欠证据，则用人单位将应付而未付部分工资和加班费在庭审后支付给员工后，就被认为纠纷圆满解决，用人单位对其拖延支付员工工资和加班费的违法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样下来，《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向劳动者倾斜，还在助长一些不法用人单位违法气焰。
三、 怠于办理退工手续，仅赔偿失业保险额度，对劳动者十分不公平。
《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于用人单位拒绝办理退工手续或出具相关证明的行为， 《劳动合同法》第89条进行了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通知 (二)》[沪劳保关发 (2004) 4号]第5条第1款也进行了规定，即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用人单位未按《条例》规定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明或未及时办理退工手续，影响劳动者办理失业登记手续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失业保险金有关规定予以赔偿；给劳动者造成其他实际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的请求，赔偿其他实际损失，但不再承担法定失业保险金的赔偿责任。
虽有规定因未及时办理退工手续给劳动者造成其他实际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的请求，赔偿他实际损失，但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实际损失方面对劳动者举证要求十分严格，使之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人单位拖延办理退工手续，劳动者仅可得到失业保险额度的赔偿，成了执法不成文的规定，使得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变得十分低廉，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达到约束用人单位的目的，反而变成纵容，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想拖一段时间就拖一段时间，劳动者的权益还是无法得到实际保障。
除上述外，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同工同酬的实现等等，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从《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到实施，仿佛立法机关和劳动者开了个大的玩笑，从被称为无限倾斜于劳动者，现今日变成无关痛痒，这部法一出台就变成摆设，哪部分会实行，哪部分会被变通，令人捉摸不定，国家的法制威严性也遭到严重损害。本人认为，一部大法的出台应经过深思熟虑，其内容应严谨，经得起时间推敲和实践考验，若法律内容本身有问题，就应及时进行修订，以保护法律威严性不受侵害，也为今后立法执法铺平道路。
上海富石律师事务所 赵越律师 www.finesselaw.com
金孝柏
摘 要：出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即构成倾销。倾销的确定包括倾销事实和倾销幅度的确定。倾销事实的确定涉及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确定。正常价值可以通过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替代国价格、推算价格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等方法确定。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差额即为倾销幅度。
关键词：倾销 正常价值 出口价格 确定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Dumping)的确定是反倾销诉讼最关键的步骤，是依法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正确认识倾销的构成与确定对我国企业应对外国反倾销诉讼具有现实意义。
一、 倾销的定义与构成
学界对倾销并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对倾销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倾销是指出口产品定价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严重损害进口国国内某一工业的行为。” [欧福永，P34]也有学者将倾销定义为“将本国产品低于国内市场价值销往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刘琦,P132] 这两种定义均不能准确反映倾销的法律内涵, 前者混淆了倾销的定义和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法定条件的界限, 后者把国内市场价值与正常价值混为一谈。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Normal Value)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WTO《反倾销协议》第2.1 条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Export Price)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根据欧共体384/96号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如果某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价格低于出口国在正常贸易中同类产品(Like Product)的可比价格，视为倾销。”
上述定义尽管措辞不完全相同，但都包含了倾销的共同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一国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商业行为，是一种扭曲市场正常交易的不公正贸易行为。
理论上，只要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出口到进口国市场即构成倾销。但是, 进口国并不能对所有的倾销采取反倾销措施。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构成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倾销：（1）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2）对国内已建立或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或实质障碍；（3）倾销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本文仅从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比较的角度探讨倾销的确定。
二、 确定倾销的标准与程序
倾销的确定指依法调查和确定出口产品是否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进口国市场以及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相差的幅度的法律程序，包括对倾销事实的确定和倾销幅度的确定。
（一）倾销事实的确定
倾销事实的确定是指依法对一国产品是否低于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市场的事实进行调查和确定的法律程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确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2）确定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3）合理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
1． 正常价值的确定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二条的规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出口国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用以计算正常价值的可比价格包括三种：（1）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2）出口到第三国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3）推算价格(Constructed Price)。因此，理论上，确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并不困难，但由于反倾销的保护主义本质，[王传丽，P54] 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经常成为保护主义滥用的首要突破口，[赵维田，P286] 从而使正常价值的计算变得十分复杂。
1） 正常贸易过程的界定
所谓正常贸易过程是指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方之间没有伙伴合作关系或补偿性安排的销售。[沈木珠，P493] WTO《反倾销协议》第二条2.2、2.3款规定了不属于正常贸易过程的三种情况：（1）当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Particular Market Situation)或销售量较低时(通常指国内市场中消费的同类产品销售占被调查产品占进口国销量不足5%)；（2）产品销售给与之有关联或补偿性安排(Association or a Compensatory Arrangement)的公司；（3）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这是因为，销量较低时或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时的成交价格发生了扭曲，不能反映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可以直接确定为倾销，但这一规定受到普遍质疑和反对。[赵维田，P288]
2） 同类产品的界定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同类产品指与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在各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如果不存在该类产品，即指虽然并非在所有方面都相同，却有与被控倾销的产品极为相似特征的产品。事实上，要求产品在物理性能、化学特性、适用或使用方面完全相同或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判断是否属于同类产品的根本依据在于被指控倾销的出口产品与被选定的出口国国内产品是否存在实质相似性、直接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刘颖，270]
3） 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
国内市场价格又称国内销售价格（Domestic Sale Price），指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或与其相似的产品在反倾销期间在出口国国内市场实际支付或约定支付的价格。但是，根据GATT第六条的要求，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发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和成本等生产要素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国家控制，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所以，对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由其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确定，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则根据选定的替代国的同类产品的价格确定。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实践中，反倾销机构确定一国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更多地考虑了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状况。[余劲松，P95] 我国就是这种制度典型的受害者。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经常利用这种区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国家提起反倾销诉讼，以达到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目的。
4） 替代国价格与替代国制度
一般认为，替代国制度指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不使用该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而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出口国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同类产品的成本或出口价格作为基础，来计算该产品的正常价值的步骤和措施，因此计算出来的价格即为替代国价格(Surrogate Price)。这一制度的国际法根据就是GATT第六条及相关的注释。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对替代国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薛华勇，P14]
替代国制度主要涉及非市场经济的界定、替代国的选定标准、替代国产品价格的确定与计算方法。根据欧盟第905/98号条例，中国虽已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但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中国的企业仍需要提供充分材料证明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才能采用中国的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政策的实质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总体上肯定而实际上否定，抽象地承认而具体地否定。[陈秋兰，P14]
5）向第三国出口价格
向第三国出口价格（Export Price for Third Party）指被指控为倾销的产品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国内无销售或者虽有销售，但销量极小，不能以国内销售价格计算，由反倾销主管机构决定用相同或相似产品出口到一个合适的第三国，且其出口产品的价格以具有代表性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计算。适用向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符合四个条件：（1）向该第三国出口的产品必须与被控倾销的产品相同或最相似；（2）该第三国必须是该同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3）该第三国国内市场产品价格具有可比性；（4）在该第三国市场的销售价格必须达到能够收回生产成本的要求。但是，如何把握“合适”和“具有代表性”并无固定统一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反倾销主管机构的自由裁量，因而向第三国出口价格经常成为对付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重要手段。
6）推算价格
推算价格，也称结构价格，指产品在原产地的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上合理的销售、管理及其他费用和利润所形成的价格，主要在国内销售价格和对第三国的出口价格都不符合要求而无法用于比较时，反倾销主管机构用来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由于生产成本是用产品生产者实际消耗的原材料数量及其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这些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及利润的计算所依据的数据材料就必须真实、可靠。所以，WTO《反倾销协议》明确规定“所加利润不得超过原产地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销售正常得到的利润”，成本应根据出口商按本国公认的会计准则所作的会计资料确定，以抑制进口国反倾销主管机构任意性处理权的滥用，防止不合理成本和费用的分摊, 保证推算价格的公正性。
2. 出口价格的确定
出口价格是出口商将产品出口到进口国国内实际支付或应当支付的价格，通常根据出口商提供的帐簿资料确定。但是，如通过这种方法无法确定出口价格（如易货贸易）或确定的价格不可靠（如关联交易），按进口商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推定价格计算。我国《反倾销条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3.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
确定了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之后，必须对影响价格的因素进行调整，使两者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公正比较，即具有可比性。WTO《反倾销协议》明确规定：（1）可比价格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市场的一般交易水平；（2）合理调整价格术语、税收、销售数量、物理特征等可能影响价格确定的因素；（3）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使用平均对平均和个别对个别的比较方法，前者指用加权平均的正常价值同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平均价格比较，后者指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以逐笔交易为基础进行比较；这两者价格均须发生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并应考虑当天的汇率。如果出口价格因不同进口商、地区或时间差距较大，进口方可以用其所计算出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每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
（二）倾销幅度的确定
由于倾销幅度（Margin of Dumping）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实施反倾销税税率的高低，倾销幅度的确定更显得重要。在欧盟，倾销的幅度高于或等于欧盟进口产品和欧盟国内产业生产的相同产品的总差价，这种计算方法倍受质疑，也使欧盟成为反倾销措施最严厉的经济体。[潘渭河，P37]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当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时，构成倾销，两者的差额就是倾销幅度，但倾销幅度低于2%时可以忽略不计。
确定倾销幅度有四种方法：（1）将产品出口价格与其国内销售价格进行比较产生的差额；（2）把产品出口价格与该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比较；（3）将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与推算价格相比较；（4）平均对平均，个别对个别的比较方法。前文已述，此处不赘。我国《反倾销条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三、 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
倾销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很多。根据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实践, 影响倾销确定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国家贸易政策。就出口而言，我国长期为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
2）替代国的选择。替代国的选择直接决定替代价格即可比价格的高低。选择不同的替代国，倾销是否存在的结论可能就不同。由于替代国的选择并无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已沦为保护主义反倾销的工具。1982年美国诉中国蘑菇反倾销案即是一例。
3） 同类产品的选择与确定。如前文所述，为使国内价格具有可比性，必须确定同类产品的范围。尽管WTO《反倾销协议》对同类产品的选择有详细的规定，但现实中进口国在确定同类产品时主观随意性仍然很大。
4）推算价格的确定。WTO《反倾销协议》为保证推算价格的公正性规定了成本核算和费用分摊的方法，但仍不能有效避免进口国确定推算价格的随意性。
5）企业不规范的定价行为。我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甚至为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或者同行业恶性竞争，以低价招揽客户，破坏了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
6）汇率变动。在计算出口价格和产品正常价值时，经常牵涉到货币兑换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汇率变动也会直接影响出口价格的确定，从而影响倾销的确定。
劳动合同法----雷声大雨点小
赵越
2007年底，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令无数劳动者欢呼雀跃，也使许多不规范用工的企业如临大敌。企业各自忙着钻研应对策略，社会上各种讨论、讲座层出不穷。富士康、华维、家乐福等著名企业抓紧在新法实施前进行的裁员、变更关联企业重签劳动合同以避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事件也轰动一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关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2008年1月1日是划分新旧的转折点，仿佛劳动者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但是，早在《劳动合同法》的起草阶段，质疑声和废除声就不绝于耳（见周帆《建议尽快废除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及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会长李远发《致香港及内地两地政府的公开信》），许多人把《劳动合同法》实施视作企业运营的主要障碍。曾经的中国首富张茵女士就认为这部法律“对企业发展是种障碍”。更为激烈的指责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他直指《劳动合同法》“限制了企业用人自由”，“会把企业搞垮”。东莞市一副市长倡言要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当地方政府也敢于叫板国家法律在地方的实施，执法者所受到的来自地方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摘自王琳《应对经济危机不能践踏新劳动法》）。
在此背景下，赶着全球性金融危机，这部新法于2008年1月1日极其不合时宜地出台了，打着保护企业的旗号下，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伊始就大打折扣，法律的威严被严重践踏，。时至今日，《劳动合同法》已经实施两年多了，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劳动纠纷解决与仲裁，对适用新法产生的结果感到十分失望，可以套用中国一句老话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实际应用中，《劳动合同法》中对用人单位规定严格的内容，多被一一破解，还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劳动者哑口无言，一些本应约束用人单位的规定，变成了束缚劳动者的羁绊。
一、 对于如何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以及因用人单位未付加班工资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辞职程序不明确，致使员工辞职时无章可循。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六个部分组成，这意味着加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实践中，加班记录一定是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因此，在劳动仲裁或法院庭中，加班证据的举证责任应当在用人单位一方。
但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想让用人单位举证劳动者存在加班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若劳动者无法提供加班证据，而用人单位又拒不提供证据的前提下，仲裁庭和法庭没有任何办法强制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者加班证据，就无法断定劳动者是否有加班，本人曾代表资方在江苏办理一宗劳动者诉用人单位因未支付加班费，而提出辞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案件，该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工作已十几年，劳动者当庭出具加班记录复印件，但用人单位不予承认并拒不出具记录的原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仲裁庭或法庭拟裁定或判决不利后果，也由于无法确定加班时数而无法给出具体裁决。且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仲裁机构的主旨还是考虑企业利益，以避免更多类似员工看到有利于劳动者的仲裁结果而大批涌入。最终，该案在仲裁员和律师的努力下达成调解解决；此外，许多单位没有打卡机制，在此情况下，虽劳动者提供加班线索，但若用人单位对线索加以否定，仲裁庭或法庭也无法确定加班具体时间和加班费数额。本人承办的另一宗劳动仲裁案件中，劳动者可提供休息日加班会见单位客户的会议记录及相关电子邮件作为加班证据，但由于用人单位予以否认，并拒不提供相关证据，仲裁员称仅根据劳动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加班时段，且劳动者在书面辞职信中没有明确申明系因未支付加班而提出辞职，仲裁员表示不予支持该部分仲裁请求。并且，仲裁员还表示，只因单位未支付万余元加班工资，劳动者就要求支付高额经济补偿金，对用人单位不公平。就这样，法律明确的规定被人为改变，法律条文成为摆设。
二、 对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劳动监察部门仅介入对在职员工工资拖欠纠纷解决，而离职员工资加班费拖欠须经劳动仲裁解决。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从条文上看，用人单位承担这一责任，并未有劳动者离职前和离职后之分，但目前实践中，上海在处理用人单位拖延结算劳动者在职期间结余工资问题时，按劳动者离职前和离职后区分这一责任，劳动监察部门仅解决劳动者在职时劳动报酬和加班费拖欠，而对于劳动者离职后主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和加班费则不在其职责范围，劳动者举报到劳动监察部门时，则被建议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而一般来说，员工在职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即便用人单位有拖欠工资情形，也不会进行举报。员工会在离职后向用人单位主张立即支付应付而未付之劳动报酬或加班费，意味着这必须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但仲裁机构又认为，这条不适用仲裁程序，仅劳动行政部门适用。因此，若将此条按离职与否区分，则本条无疑又形同虚设。
通过诉讼解决这类纠纷时，实践中，仲裁庭或法庭要求劳动者提供用人单位恶意拖欠证据，我们知道，恶意拖欠证据十分主观，没有法定要求，举证困难不得而知。若无法提供恶意拖欠证据，则用人单位将应付而未付部分工资和加班费在庭审后支付给员工后，就被认为纠纷圆满解决，用人单位对其拖延支付员工工资和加班费的违法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样下来，《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向劳动者倾斜，还在助长一些不法用人单位违法气焰。
三、 怠于办理退工手续，仅赔偿失业保险额度，对劳动者十分不公平。
《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于用人单位拒绝办理退工手续或出具相关证明的行为， 《劳动合同法》第89条进行了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通知 (二)》[沪劳保关发 (2004) 4号]第5条第1款也进行了规定，即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用人单位未按《条例》规定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明或未及时办理退工手续，影响劳动者办理失业登记手续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失业保险金有关规定予以赔偿；给劳动者造成其他实际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的请求，赔偿其他实际损失，但不再承担法定失业保险金的赔偿责任。
虽有规定因未及时办理退工手续给劳动者造成其他实际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的请求，赔偿他实际损失，但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实际损失方面对劳动者举证要求十分严格，使之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人单位拖延办理退工手续，劳动者仅可得到失业保险额度的赔偿，成了执法不成文的规定，使得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变得十分低廉，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达到约束用人单位的目的，反而变成纵容，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想拖一段时间就拖一段时间，劳动者的权益还是无法得到实际保障。
除上述外，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同工同酬的实现等等，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从《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到实施，仿佛立法机关和劳动者开了个大的玩笑，从被称为无限倾斜于劳动者，现今日变成无关痛痒，这部法一出台就变成摆设，哪部分会实行，哪部分会被变通，令人捉摸不定，国家的法制威严性也遭到严重损害。本人认为，一部大法的出台应经过深思熟虑，其内容应严谨，经得起时间推敲和实践考验，若法律内容本身有问题，就应及时进行修订，以保护法律威严性不受侵害，也为今后立法执法铺平道路。
上海富石律师事务所 赵越律师 www.finesse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