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周兰彬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02:12:44 浏览: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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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被西方学者称为英格兰自由的奠基石，奠定了英国近现代宪政的基础，对世界宪政和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保障人权的宪法。历来法律界对它有着很高的评价，读过《自由大宪章》，站在宪政的角度，笔者认为其具有着以下的重要意义。
一、确立了法律高于王权的精神
法律高于王权，就是以法为至尊，即不仅所有的臣民，而且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也要受制于法。传统的“王权至尊”、“君王所喜即为律”之类的信条和学说被取代。“英国自威廉征服以后，王权一直在发展。特别是经过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王权更为加强，贵族的权势受到贬抑。当时，王权高于法律，没有国王的令状，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自由大宪章》的签署改变了这一情况。宪章具体规定了对王权的限制。对于贵族最关心的重点：采邑的继承方式、继承税额以及监护权，宪章的第二、三、四、五条对此一一作了明确规定。继承税一仍其旧，不得多取，行使监护权不得侵剥受监护者之产业，不得额外索税，等等。第三十七条还规定，国王不能向没有对自己负有军役义务的自由人强要监护权。第十二条确定，除惯例所承认的三项费用之外，国王不可随意征收任何免役金和贡金；第十六、二十九条规定，国王不得要求骑士和其他自由保有地者服额外之役。这些定性定量的限制，约束了对国王的行动。同时，自由大宪章还对国王过去侵害贵族利益的行为予以否定。例如，宪章条款申明，国王非经同级贵族之裁决而夺去贵族的上地、财产和特许权等，应即归还(第五十二、五十六条)；宪章还特别强调，国王没有自行处罚贵族之权；非经同级贵族陪审并依国法裁决，不得侵害贵族的人身和财产(第二十一、三十九条)。这样，就彻底否定了君主擅权，依其好恶侵剥臣民的权利。对于国王任用官员的条件，在宪章中也有规定—必须具备法律知识，并愿意守法。宪章的这些条款，从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各个方面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可以说，这是以契约的形式申明法律高于君主并以具体条文约束君权的第一个明确的文件。
二、开创了自由人权保护的先河
因为《自由大宪章》是贵族阶层保障自身权利奋斗的成果，所以它规定了教会、自由民的广泛权利。首先，自由大宪章确认了教会和臣民享有自由权，其自由不受侵犯；城市也具有自由权利和保持自身的风俗。其次，宪章阐述了臣民的财产权不容侵犯。具体规定了继承权、债权及对债务人的保障，对侵害财产的行为作了限制。再次，为保障前述权利得以实现，宪章确认自由民享有受审及公正审判的程序性权利。此外，自由自由大宪章特别强调保护家庭、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相关的规定至少有十条之多。诸如：“妇女在其夫死亡后，不得难为他并许他立即取回其嫁妆与遗产”，“寡妇自愿孀居时，不得强迫其改嫁”；“为保护儿童的利益，规定了继承和监护，无遗嘱遗产的处理，即使亡故者欠有债务仍酌留相当的遗产与其妻室及子女”。自由大宪章是历史上第一份规定臣民自由权利的宪法性文件，他开启人权保护之端，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
三、确立了权力有限的观念
自由大宪章全篇都流露出限制君权的精神。起草自由大宪章的贵族领袖们已意识到：政权必须高于某个人的独裁统治，习惯与法律的地位必须在国王之上。宪章中多次以“朕不得”、 “朕仅得”等字眼对王权进行限制，仅“朕不得”一词就出现13次。这种限制有：一是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规定国王在法定情形外征税应取得大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允许任何贵族嗣后征收任何贡金”。二是禁止国王强收、任意扣押臣民财产。规定国王及其执行吏不得强扣债务人财产抵债，国王扣留重罪已决犯土地时间不得超过一年零一日。三是限制国王任官权。规定“除具有法律知识并愿意遵守法律外，朕不得以任何人为法官、监军保安官、郡长或执行吏”。四是规定可以用武力强制国王改正违法行为。《自由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是法律对于专制的胜利，它奠基了权力有限的观念，法律高于权力和国王；它启迪了有限政府的思想。所谓有限政府就是政府权力、职能、规模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正因为政府在法律之下所以政府权力才是有限的。
四、促进了议会制度的确立
重大事项须经议会表决，早在13世纪英国就产生了议会制度，对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而《自由大宪章》对英国议会的产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首先，《自由大宪章》为英国议会的产生奠定了合法基础。英国议会最早可追溯到由主教、伯爵等显贵组成的大会议，但它仅是国王的一个咨询机构，一切重大决策主要取决于国王的意志。《自由大宪章》颠覆了这个大会议的性质。宪章14条规定，除了按例征收的税赋外，国王们“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以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及显要男爵，指明时间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该条规定仍被认为是议会拥有财政权的法律依据。其次，自由大宪章也为议会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国王必须守法，否则臣民们有权强迫他服从。根据《自由大宪章》第61条英国国民可以用武力迫使国王守法，英国历史上国民多次对违法的国王动武，在削弱了王权的同时加强了大会议的权力。最后，自由大宪章对城市自治的确认和对自由民权利的保护也为议会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骑士、市民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持和参与了贵族反对王权的斗争，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去参加国会，市民、骑士阶层在议会的积极活动促进了议会的完善并使国家权力配置逐渐趋于合理。
我们必须看到，《自由大宪章》是英格兰贵族与帝国君主斗争的产物，其最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更多的维护上层贵族阶层的利益。然而，这样一部《自由大宪章》其表现出来的对权力限制与对自由人权保障的理念，仍然折射出现代宪政的光辉。
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
傅蔚蔚 张旭良
理想的诉讼模式应当是公平正义和简便迅捷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和谐统一，在设计诉讼程序和确定诉讼程序的具体内容时，公平正义固然应是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但过分强调该目标而完全忽略诉讼效益的要求，则是违背诉讼自身规律的。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采取调解与判决双轨运行方法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和大部分刑事自诉案件，并在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焕发出其强大的制度魅力，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研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改革的节奏明显加快，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如何使调解制度更加健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笔者试图对我国的调解制度现状和改革谈谈如下粗浅看法。
一、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端
法律程序的设计，最终决定于实现法律目的的需要。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处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法院调解通过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达成合意，从而使失衡的具体法律关系得以矫正，它的良好运作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首先，它有利于较为彻底地解决纠纷，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其次，它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群众讼累和法院负担；再次，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然而，恰如诉讼法学者江伟教授指出：“我国的审判程序一直是按行政原理设计的，审判的程序性限制是以行政机构内部法律的形式出现的，程序的遵守不是由当事人对违法过程提出异议，而是通过上司对违法官员的惩戒处分来保障的”。1笔者认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以下弊端：
(一)忽视权利保护的错误倾向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法院调解与民间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根本区别在于法院调解是以判决作为参照物。判决结果预定了特定案件的正确处理的标准，衡量在调解协议中是否双方都作出了让步要和依法形成的判决结果加以对照。如果案件事实是清楚的，适用于该事实的实体法规范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也是明确的。由此来检测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让步是单向性的还是相互性的。然而由于调解过程中法官的主导作用，导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法官权力大而当事人权利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法官的中心地位决定了案件尤其是疑难的案件事实能否查清，决定了在包含复杂法律问题的案件中能否正确适用法律，这其中或因法官素养不高(体现为执法不公，偏袒义务人方)，或因法官功利心驱使(体现为尽快结案)，或因趋利避害影响(表现为不敢下判，害怕上诉改判，影响个人业绩)，调解往往是以权利人(通常是原告)向义务人(通常是被告)作出单向让步，也就是说，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解决，从而造成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足，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同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戈尔丁指出“显然，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尽管我们期望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2由于案件审理期限和法官的情感原因，笔者认为，尽管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算的，那就是“审而不决”，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调解，最终导致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权利便无形消失在调解过程中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也借助调解制度大行其道，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从实践来看存在很大问题，笔者建议应予取消。
(三)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制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
法院调解与判决在对待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原理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调解解决的正当性，并非来源于解决方案严格基于法律形成，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殊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让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尽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重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几乎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受调解制度的影响，即使在行政诉讼中，“变相调解”、“行政和解”也经常出现，其表现为说服或压服原告一方，使其对行政机关的控诉不至于过分严重，其采用的方法是“劝撤”——说服原告撤诉。以1994年为例，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4567件，其中撤诉15317件(占44％)。可见，调解制度的滥用，严重破坏了调解的内在机理和固有品格，导致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遭到破坏。
二、调解制度的学说分析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而之所以能相互理解而达成共识，是因为自主交涉中常见的对论具有引起反省的作用。通过深入反省，印证对方意见，能够促使当事者有意识地明确和深化其背后的规范性根据，进而使他可能在看待与对方的关系上获得新的角度和标准。
我国学者刘作翔教授认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它并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3调解制度之所以被誉为“东方经验”，其依据也正在此。
为使民事诉讼制度适应改革后新生成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对法院调解制度一再作出修正。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的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的原则。1992年修订时，又将它修正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对试行法作上述修正，主要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重要调解、轻判决、压服式的非自愿调解、“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问题。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法制化、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而随改革的不断深入，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改革日渐重要。
如何改革?目前法学界有三种学说：
1?调审合一说。即同一案件在同一程序里调解和判决并行运行的制度，也就是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如调解不成，则由同一审判组织及时作出判决。其性质有三：第一，法院调解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的诉讼中进行的；第二，审判人员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调解中起指挥、主持、监督作用；第三，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否则，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说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法院调解制度已基本完善，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自愿、合法”，比如适当降低调解率；改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改不公开的庭前、庭外调解为公开的庭上调解等以强化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增强调解的透明度和规范法官在调解中的行为。4
2?调解分离说。即将调解过程与审判过程相分离，将法院调解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分离出去，专设调解庭，作为与审判相独立的，以预防诉讼为目的的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制度，通过两者的分离，强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如王亚新先生在比较“调解型”审判模式和“判决型”审判模式后，认为这两种审判模式在正当性原理、程序法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二者共存于民事审判中会给诉讼过程带来内在的紧张、矛盾，以至混乱。5又如李浩先生认为：调解在欲达到的目标、正当性原理、受程序法和实体法约束的程度等方面与以审判方式解决纠纷存在着重大差异；将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不同方式，共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欠科学的。6
3?取消调解，改设诉讼上的和解制度。7该说为张晋红先生提出。张先生在比较我国大陆法院调解、台湾地区民诉法规定的调解程序、外国民诉法的诉讼和解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世界民事诉讼法上的首创，它与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外国诉讼和解制度相比，其分界岭就是调解的职权性和审理性质，审判人员在当事人的和解中充当着主导的、主动的、必不可少的调解人兼审判人角色，并使调解成为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并在批评前二种学说的基础上，建议民诉法在取消法院调解后，加强对诉讼上和解制度的立法。
三、笔者对调解制度运行的标准和理由分析
在笔者看来，对一种法律程序的评价和构建应当设立一种多元化的价值标准，而不能只按照某一单一的价值标准进行。首先，评价和设计一项法律程序应当尽力确保它符合其内在价值标准，使它具备最低限度的公正、合理性，该价值标准应从程序本身而不是任何外部因素而得到体现。其次，法律程序应当具备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标准，即拥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再次，法律程序的设计应满足经济效益的要求，即确保其对经济资源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序。上述三项独立程序价值应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并使三者在同时得到兼顾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适当的权衡。
其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院职权主义为辅，遵循程序和结果自愿，不一味追求案件事实、责任明确的调解制度。笔者将此称为“当事人主义说”。设立此说，笔者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了法院调解活动仍是审判活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协商对话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抑或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无论是调审合一，还是调审分离，均未否认法院调解制度的巨大作用，这也恰恰是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所在。
(二)中国特有的法文化和诉讼观念也需要法院调解制度的存在。尽管笔者认为我国现代的诉讼观念应当是我国传统诉讼观念与西方诉讼观念这二者之合理因子的优化整合，然而应当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其进入文明朝代，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体制、法律传统等基本要素综合作用下孕育生成的诉讼观念，都具有其独到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反映，呈现一脉相承、连绵不断、难以更易的明显特征。恰如黄宗智先生在其《非正式调解与正式裁判之间：清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第三领域》中指出的：县官的意见依循朝廷律例，民间调解则以秘事和妥协为主要目标。二者的互动及其半制度化的保障，构成清代司法制度“第三领域”的主要内容。8
(三)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日渐为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看重。不难想象，如果诉讼成本的投入远远超出行为主体的预定限度，就会使对利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原有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反之，则会强化其对它的信赖。此外，诉讼结果的公正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纠纷主体本身，乃至其他社会成员对是否利用诉讼手段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取向。
(四)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价值的日渐看重，决定了除刑事案件外任何纠纷均应采取自愿参与方式解决。美国学者萨莫斯指出“在现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公民宁愿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愿意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怕别人做得要比自己更好。参与性统治的反面是奴隶制、政治服从或者军事管制”。9
(五)“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为核心的诉辩式诉讼模式和社会契约化运动10，决定了当事人应该采取只有互让互谅才可能达到互利。所谓调解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必要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的观点忽视了民事权利的合法自由处分(即私法自治)原则，不免陷入了法学“唯美主义”的泥淖。
四、调解制度的完善设计
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的复杂化与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出现“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现象，法院不胜负荷而致诉讼严重拖延，同时诉讼成本的高昂致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加之案件类型的多样化使审判常显捉襟见肘，由此迫使各国开始反思和改革，并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判决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StuttgarterModel)”，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美国的ADR(ActernativeDisputResolution，即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我国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等，判决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受到重视。笔者认为，调解程序发展到高级阶段，必定会产生当事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强调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且服从合乎正义的判断的论证样式。
进一步而言，对调解制度不应简单用传统法文化去阐释，也不应将其视为法制、经济落后国家所特有，更不应因调解伴有一些弊害而断然否定，相反应进行深入理论研讨，发掘其制度价值和固有功能。在此，笔者在提出“当事人主义”说基础上，主张未来的调解制度应体现如下特征：
(一)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书面调解申请，终止于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完毕。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自愿首先是自愿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其次再接受调解结果。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
(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原则。因为若要“事实清楚”则必须进行严格调查，考虑到“出于抑制国家权力或法官权限的必要而强调程序的形式性和法官的中立性，往往给力量并不对等的当事人之间带来实质上不平等”，?同时由于审判的公开性质和非此即彼的判决方式，使得一部分具有微妙性质的纠纷往往很难得到恰当的解决，或处理结果不可能让当事人满意，最终造成耗时、耗资、牺牲程序利益。“分清是非”则要求调解人作出主观判断，难免调解人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双方当事人，致使压制型调解出现。另外，对于“合法”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如公序良俗原则)即应允许，尤其不应强调只合乎实体法。
(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处分原则。只要不出现违背回避制度、公开制度、变相剥夺当事人诉权行使、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调解结果存在重大误解、胁迫、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外，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签字后，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调解中应贯穿及时认证原则，对于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无争议的的案件，在调解无效情况下，可直接裁判，而无须再就同一事实进行开庭审理。
(五)未来调解制度应对调解人的资格要求、产生办法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目前可采取主审法官或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所组成的合议庭作为调解人，或可仿效美国一些州将优秀律师名单备案在法院，以供当事人选择作为调解辅佐人，从而避免法官调解中可能带来的不当权力影响。?
综上，笔者建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调解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1?将现第85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申请原则，进行调解。申请应采取书面形式”。
2?将现第88条修改为“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诚实信用，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3?将现第89条第1款改为“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要求写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调解结果”，同时删去第3款。
4?增补如下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调解书签收之前，提出反悔：
(1)有充分证据证实人民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
(2)调解协议系当事人受胁迫、乘人之危、欺诈情况下作出的；
(3)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实调解结果存在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的；
(4)调解协议中所附条件未成就，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从法律视角逐条分析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第3条
居松南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已经实施多年，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广为影响的国际惯例，被银行、贸易、航运、法律等领域所采纳。本系列文章结合笔者多年的金融和法律实践做逐条分析，希望对阅读者能有所裨益。
Article 3 Interpretations
第三条 释义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rules:
就本惯例而言：
Where applicable, words in the singular include the plural and in the plural include the singular.
在适用的条款中，词汇的单复数同义。
该条明确把词汇的单复数定义为同一意义。这类条款在英美合同中较为常见，为了保证词语意义的一致。在信用证中我们常见DRAFTS\DOCUMENTS这类词语，如果没有准确的单复数同义的约束，可能在要求单据的数量上产生争议。诸如汇票是否一式两份、提单一式三份、单据多份等等，减少在面临不符点确认方面的歧义。
A credit is irrevocable even if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o that effect.
信用证是不可撤销的，即使信用证中对此未作指示也是如此。
该条款第一次将信用证明确为不可撤销信用证，改变了以往信用证有撤销和不可撤销两类的划分。可撤销信用证的存在使的信用证在发出之后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开证银行可撤销之。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信用证可以视为开证行对外做出的单方承诺，开证行应当从发出一刻开始即接受该承诺的约束，任何一方接受了该信用证即享有信用证下的相应权利，信用证不可撤销的性质有助于建立更为稳定的信用证法律关系，从而更为保护信用证权利方的利益。
在SWIFT格式当中有一栏就信用证是否为可撤销做出约定，这个栏是基于500做出的，在UCP600出台之后，信用证是否必须标注为不可撤销已无意义，从而将不可信用证正式列为信用证的常态，正如上面指出的，这有利于保护受益人的利益。
A document may be signed by handwriting, facsimile signature, perforated signature, stamp, symbol or any other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method of authentication.
单据可以通过手签、签样印制、穿孔签字、盖章、符号表示的方式签署，也可以通过其它任何机械或电子证实的方法签署。
本条款是关于单据签署的问题，单据签署的方式有很多种，正是由于信用证条款中一般均需要提供正本，故单据签署方法将直接决定着单据是否为正本单据。按照本条规定，以上述签署方式做出的单据均应视为正本单据。在这个条款中明确确立了传真签署的问题，国际贸易中当事人远隔千里，每一份文件皆当面签署为不可能，传真是最常见的签署方法，用传真签署的正本单据同样为UCP600所接受。同样，现在电子邮件往来是最常见的通信联系方式，UCP600以概括性条款囊括了目前的几乎所有的方式，从而避免了电邮等电子方式不被接受的尴尬境地。
值得说明的是，在实际诉讼当中因为传真和复印件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电子邮件问题的证据举证的问题，从而使得此类证据的证明效力降低，这在实务中尤其要引起重视。在能采用书面的方式，情况下尽量采用传统书面方式签署。
A requirement for a document to be legalized, visaed, certified or similar will be satisfied by any signature, mark, stamp or label on the document which appears to satisfy that requirement.
当信用证含有要求使单据合法、签证、证实或对单据有类似要求的条件时，这些条件可由在单据上签字、标注、盖章或标签来满足，只要单据表面已满足上述条件即可。
本条款是对单据条款的细化。信用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注重单据本身，而不注重其他。当信用证要求的条款不能通过单据的表面特征加以判断时，势必产生争议。本条对非单据性的条款做出了明确规定，当出现上述情形时，单据制作人只需要在相关单据上做出签章或标注即可满足要求。该条消灭了因文意解释方面产生的歧义，从而使得UCP600更具有可操作性。
Branches of a bank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separate banks.
一家银行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均视为另一家银行。
UCP600就同一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界定为另外一家银行，避免了如视为一家银行将出现单据递交混乱从而进一步导致相关银行的权利收到影响。例如开证银行是某行总行在伦敦，而其分支机构在上海，若视为一家银行，则上海分行可能承担开证行的审单付款等诸多责任，这显然是不利于正常交易的。
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尽管UCP600对此做出了规定，从法律上看，却不影响相关分支机构承担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涉外当事人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就案件享有管辖权，同时就其总公司的案件可以以分支机构作为被诉对象进行起诉。也就是说，如果某伦敦银行开立的信用证被拒绝支付，国内当事人就可以起诉其上海分行要求承担责任。事实上，这一点法律原则是国际通用的，我国的境外银行分支机构已多次在境外被起诉要求承担国内银行开立信用证的法律责任。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条规定和责任的承担方式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UCP基于方便交易的考虑并无不妥，且更具有操作性。
Terms such as "first class", "well known", "qualified", "independent", "official", "competent" or "local" used to describe the issuer of a document allow any issuer except the beneficiary to issue that document.
诸如"第一流"、"著名"、"合格"、"独立"、"正式"、"有资格"、"当地"等用语用于描述单据出单人的身份时，单据的出单人可以是除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 。
本条款再次体现了信用证须以单据本身表面作为判定的唯一依据，当信用证对出单人的身份采用描述性语言，而非确定所指时，UCP同意由受益人出具此类单据。此条款将受益人作为信用证关系当事人地位体现得更为突出，赋予了受益人更多的制单权利，有利与信用证交易的进行，也避免了在语意上出现歧义时产生争议。
Unless required to be used in a document, words such as "prompt", "immediately" or "as soon as possible" will be disregarded.
除非确需在单据中使用，银行对诸如"迅速"、"立即"、"尽快"之类词语将不予置理。
此条款同样对非单据性的条款进行了排除。在信用证交易中正如一直强调的，必须以单据表面为核心进行审核，上述词汇多属于描述性词汇，未能就时间给予准确定义，在单据上也无法显示，所以UCP将此类词语置于不予理会的地位。
The expression "on or about" or similar will be interpreted as a stipulation that an event is to occur during a period of five calendar days before until five calendar days after the specified date, both start and end dates included.
"于或约于"或类似措辞将被理解为一项约定，按此约定，某项事件将在所述日期前后各五天内发生，起迄日均包括在内。
本条款就约数进行了限定，“于或于”的说法在商务条款中并不多见，但是当信用证对此做出要求时，势必给当事方带来不利影响。本条明确了五天起止时间的规定，将有助于解决在此词语上产生的争议。申言之，当事方在五天内做出某种行为应视同履行了信用证约定的义务。
The words "to", "until", "till", “from” and “between” when used to determine a period of shipment include the date or dates mentioned, and the words “before” and "after" exclude the date mentio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