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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进型法治

——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


王仁高
（山东莱阳农学院 265200）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法治化 政府 市场经济 人民群众

我国法治的动力问题，是法学界在讨论法治模式选择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法治模式选择。目前，我国法学界认为法治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的学者称国家），一是社会（有的学者称民众）；其前进的方式 亦有两种：一是推进 ，一是演进。①这样就形成三种占主导性的观点：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选择强制的法治模式，即由国家强制实行法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通过 实行法治的赶超发展，以期节省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治化进程：通过精密的尽可能周全的设计与操作谋划，以期避免和降低法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社会代价。”②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在法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③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立论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政府推进型法治主要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强调法治的紧迫性。社会演进型法治则从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制的民众基础的角度，强调法治的渐进性，而第三种观点则取折衷主义态度，但倾向于政府推进型。

在对法治化模式进行探讨时，有一点需要明确，法治模式的选择，是对法治发展规律的揭示，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创造一种模式强加给社会。只有正确地认识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我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实现法治社会。

在构建我国法治模式时，首先应搞清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动因。因为只有回答了为什么会选择法治，才能搞清我国法治的动力是什么？按照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我国法治从二十世纪初算起已有百年历史，但我国真正开始由法治代替人治，则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基本的动因，从政治上说是对文革时期由人“治”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拨乱反正，从经济上说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可以说，政治上的自我反思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法治的直接动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创伤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④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我党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决心。而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则是政府选择法治的又一动因。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加强法制建设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工作任务，指出：“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⑤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法治模式中，除了政府和人民群众这两个纬度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纬度。在政府、人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维空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趋势，是实现法治的客观推动力量。政府是实现法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人民群众则是法治的实践者和实现法治的基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得以实现的，而人民群众则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从事社会实践的，同时，政府又是在人民群众的约束下行动和决策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法治化的模式，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促进法治价值在人民群众中的确立，使人民群众对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人民群众与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良性互动，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确立。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推动力量，它确保我国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是对政府和人民群众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因此，可以把这种法治化的模式称为“市场推进型”。

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人民群众、政府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决定了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社会的法治，即有关法治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以及按照这种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法治的进程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客观性。首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生相伴的。从西方法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法治的兴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思想最初是由古代希腊提出来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就是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商品经济，力主法治的亚里斯多德，正是工商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法治的理性原则都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反过来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日臻完善同步进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20世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选择。建立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秩序和价值理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其次，法治社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优化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接受国际市场的交易规则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相对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培养严格执法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忠诚守法的社会风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国际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行法治，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对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之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的变革要求的主动回应。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地为实行法治创造了民主、公平、自由、透明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法律的制度体系将日益完善，法治的观念将逐步在社会各层面确立，法治的价值原则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政治民主将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法治当成是外在于我国社会的东西，认为法治化是强加给我国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人民群众是法治的主体，是实现法治最深厚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杰出人物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被人民群众拥护的领导者。任何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将一事无成，其抱负再美好，也只能是空想。在我国由人治到法治的社会变革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愿望，是法治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这是我国法治最重要的本土资源。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正透明的社会规则和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主体意识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觉醒。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时，他对个人事务的计划总是建立在对现有社会规则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能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理性的选择就会得到社会的回报。这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治的环境中，这种社会心理受到抑制，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靠稳定的规则而是靠掌权者的意志维持的，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未来的预期缺乏可靠的社会规则为依据，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生存。这是法治实现障碍的总根源。一旦人们从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必将焕发出对法治建设的极大热情。

人民群众在法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法治的文化基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的文化传统，法治的实现有待于对现有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以形成法治成长的文化土壤。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苏维埃俄国的法治状况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他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⑥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法治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文化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没有一定的法律文化的基础，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停留在政治家的口头上和法学家的书本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事物的外在表像看，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采纳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或治国方略，就是要遵循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社会自治等法治理念去制定和执行法律，去管理社会事务，去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不过，从文明的内在机理看，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如何才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法律至上、权力平等和社会 自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象，在一个以人治和他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会真正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

法治实现的文化基础，其本质也是民众基础，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法治文化构成的主体。“政府推进型”法治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认为人民群众“还不是懂得民主，不是十分懂得法制，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因此，人民群众只能是法治的客体，在法治进程中还是“受教育的对象，管理的对象，领导的对象”。这就把法治变成了“治民”，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只能是人治的继续。

（三）市场推进型的法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法治化进程中无所作为。与社会演进型法治论者相比，国家在市场推进型法治化过程中应该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

第一，国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封建半封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国家，由于执政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果断地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国家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促进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高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实现良性互动。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条例

（1999年4月29日长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9年7月23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1999年8月5日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2004年6月30日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管理，有效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牧业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种蛋以及未加工的胴体、脂、脏器、鲜奶、血液、绒、骨、角、头、蹄等。

本条例所称规定动物疫病，是指国家规定控制的口蹄疫等动物疫病以及国际动物卫生组织规定的其他Ａ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附后）。

本条例所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是指没有前款动物疫病即规定动物疫病危害，并达到国家综合考核标准的区域。

第三条本条例界定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

本条例适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管理。

从事动物、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牧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管理工作。牧业管理部门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分工，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管理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实施、辖区管理、依法治理的原则。



第二章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



第六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市人民政府的牧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规划，编制本辖区的详细规划，报市牧业管理部门批准。

第七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以县（市）、区为单位。出口动物、动物产品的单位，种用、乳用动物饲养场，大型饲养场和铁路、主要公路沿线两侧乡（镇）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重点区域。

第八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规定动物疫病的控制，按照病种的不同，必须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稳定控制、扑灭和消灭标准；

（二）猪、羊病死率控制在5％以下，禽病死率控制在13％以下，马、驴、骡、牛、鹿病死率控制在1％以下；

（三）产地检疫率，屠宰动物受检率，上市动物产品持证率，免疫证明出证率均达到100％；

（四）具备对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动物防治技术和管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第九条按照国家规定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信息网络，对有关法律、规划、标准、疫情动态、重大事件资料、牧业发展状况及国际动物卫生管理办法等，分别归档，并实现微机联网。

第十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扑灭动物疫病应当组建快速反应队伍，配置扑灭动物疫病指挥、消毒、无害化处理专用车辆，装置二类警示器具和通讯工具。

第十一条市级畜牧兽医诊断（化验）室应当具备对规定动物疫病快速诊断、疫情监测、兽药检验、饲料质量监测、动物产品药残监控和与国际同类化验室的双边或者多边认证能力。

县级畜牧兽医诊断（化验）室应当具备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检验诊断能力。

乡级畜牧兽医诊断（化验）室应当具备对常见病的常规检验能力。

第十二条市、县（市）、区、乡（镇）冷链系统，应当具备规定的冷藏设备、设施和专用运输工具，保证疫苗的有效使用。

第十三条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动物疫病防疫网络，建设一支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相适应的防疫队伍。

第十四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专项资金，并将预防、控制和扑灭规定动物疫病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三章规定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十五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家畜、家禽实行封闭（圈、舍、庭院）饲养。

马属动物、反刍动物和鸭、鹅限定地点放养。

第十六条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镇）动物防疫组织以及防疫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负责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工作，对规定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

第十七条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和预防工作，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测、监督。

出口动物、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免疫规定进行免疫。

第十八条种用、乳用动物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

第十九条生产、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定期对动物、动物产品生产、经营的有关场所进行消毒。

第二十条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由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供应。从本市行政区域外订购的，由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组织。

大型畜禽饲养场也可按规定程序进口本场自用的兽用生物制品，但必须按规定报防疫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生产动物饲料必须符合动物防疫条件，所有的动物性原料必须是经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

第二十二条从本市行政区域外和国外引进的种用畜禽，应当来自过去3年内未曾发生本条例规定的动物疫病的产地，或者来自非疫区的无规定动物疫病的畜禽场或者农场。

第二十三条对进出本市的动物、动物产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进行查证验物，查验证明不相符的，可进行抽检或者再次免疫。

第二十四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动物防疫费，应当由动物饲养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其饲养数量承担；属于乡（镇）、村组织防疫的，由乡（镇）、村按照有关规定收取，牧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乡（镇）经营管理站监督审计。



第四章规定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二十五条动物疫情实行报告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患有规定动物疫病或者疑似规定动物疫病的动物，均应当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乡（镇）动物防疫组织报告疫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疫情。

第二十六条生产、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在报告动物疫情同时，应当对患有规定动物疫病或者疑似规定动物疫病及同群易感动物分别进行隔离观察，并停止销售、使役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乡（镇）动物防疫组织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到现场进行疫病诊断，对患有规定动物疫病或者疑似规定动物疫病的动物，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按照规定上报疫情。当地不能确诊的，应当采取病料送交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确诊。

第二十八条确定动物已患有规定动物疫病时，市、县（市）、区牧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进行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按照程序及时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发布疫区封锁令，对疫区实行封锁。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动物和其他物品组织扑杀、销毁或者隔离处理：

（一）已患有或者疑似感染了规定动物疫病的动物；

（二）与前项动物接触或者邻近的动物；

（三）已接触或者靠近传染源的动物产品、副产品、秸秆、饲料、粪便、垫料等物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应当予以扑杀的动物拒绝扑杀，不得拒绝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条对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不得任意弃置或者剖检，应当在远离住宅、饮用水源、河流、道路和家畜、家禽不易接近的地点进行烧毁后深埋。

第三十一条禁止输出疫区内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动物粪便、秸秆、饲料及其他污染物品。

第三十二条禁止非疫区的动物进入疫区。对允许出入疫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及物品应当采取消毒和其他限制性措施。

第三十三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经对疫区所发疫病至少一个潜伏期的监测，确定无病原存在后，按程序报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

第三十四条对因扑杀动物给动物所有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对不按照计划免疫或者不接受强制免疫的动物进行扑杀后，对其所有者不予补助。



第五章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三十五条动物、动物产品实行检疫制度。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检疫时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对出口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应当依据国际惯例或者进口国检疫标准。

第三十六条动物、动物产品离开原产地之前，必须进行检疫，检疫合格后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发给检疫证明。

第三十七条运输动物、动物产品时，托运人必须提供检疫证明，承运人须凭检疫证明承运。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依法对运输动物、动物产品和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等进行防疫检查和消毒。

第三十八条屠宰加工厂的待宰动物，必须附有产地检疫证明或者运输检疫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不得屠宰加工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

屠宰的动物，必须对其进行宰前检疫和宰后检疫。

第三十九条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动物、动物产品交易的，必须到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

第四十条凡经营进口动物、动物产品的，必须在动物、动物产品进入本市24小时内，持海关、出入境检疫检验等部门的有关手续，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验。

第四十一条进入动物交易市场的动物，必须附有产地检疫证明或者运输检疫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

第四十二条动物交易市场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定期进行清洗和消毒。

动物交易市场应当建立动物交易档案，保存期为1年。



第六章监督与管理



第四十三条从事动物、动物产品的饲养、屠宰、加工、贮存、销售的单位（业户），应当按照规定到县级以上牧业管理部门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

禁止无证从事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

第四十四条动物饲养场所、交易市场、贮存场所、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其他定点屠宰场（点）和动物产品冷藏场所的工程的选址和设计以及动物饲养场、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其他定点屠宰场（点）等单位，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贮存、运输、加工、销售下列动物、动物产品：

（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的；

（二）疫区内易感染的；

（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不合格的；

（四）染疫的；

（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六）其他不符合动物防疫规定的。

第四十六条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购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七条动物检疫证明、印章、标志不得转让、买卖、涂改和伪造。

第四十八条行政执法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情况、索验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和拒绝。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经营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计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免疫接种和消毒的；

（二）对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清洗和消毒的；

（三）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的产品、污染的饲料、垫料、包装物的；

（四）不按照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有关场所进行消毒的。

第五十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牧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直至没收动物。

第五十一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分别由牧业管理部门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瞒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牧业管理部门责令其依法进行处理，并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对托运人和承运人分别处以运输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作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第五十六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暂时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七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牧业管理部门责令补办《动物防疫合格证》，没收动物及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有关证、章，并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买卖、伪造检疫证明的，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0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

第六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15日内依法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又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违禁动物及其产品作出控制或无害化处理的决定，在复议诉讼期间不中止执行。

第六十二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隐瞒和延误疫情报告，违法出具检疫证明，伪造检疫结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三条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规定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口蹄疫、猪瘟、猪伪狂犬病、猪传染性水泡病、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症、猪囊虫病、牛结核病、布氏杆菌病、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鸡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鸡白痢、鸡白血病、鸡产蛋下降综合症、兔病毒性出血症、鸭瘟、水泡性口炎、牛瘟、小反刍兽疫、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牛皮肤结节性疹、裂谷热、蓝舌病、绵羊痘和山羊痘、非洲马瘟、非洲猪瘟、鸡瘟。

上述规定动物疫病病种名录如有变动，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另行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