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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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轻工业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十七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轻工业行业管理，促进我省轻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轻工业行业管理，是指对本省行政辖区内轻工业的总量、结构、布局和资源配置等进行的宏观管理和按轻工产品实行的专业化管理。


　　第三条　按照工业产品生产的同一性和相近归类的原则及我省实际情况，确定《黑龙江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的行业分类及产品目录》（见本办法附件）。《黑龙江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的行业分类及产品目录》需要调整时，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凡从事轻工业归口管理的行业或产品的生产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以及科研、设计、检测和人员培训等单位，不受其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的限制，均应接受轻工业行业管理。


　　第四条　黑龙江省轻工业主管部门是省政府统一管理全省轻工业行业的职能部门（以下称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市（行署）、县（市）人民政府授权的轻工业主管部门为统一管理本地区轻工业行业的管理部门（以下称市、县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各级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对所在行政辖区的轻工业行业实行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服务。
　　省国营农场总局的轻工业管理机构，在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统一负责本系统轻工业管理工作。


　　第五条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应当依靠综合管理部门和拥有轻工业的其他有关部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结构调整，控制盲目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对全行业按照统一政策实行归口管理，不改变行业管理范围内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隶属关系和财政管理渠道，不干预拥有轻工业的其他有关部门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


　　第六条　综合管理部门以及拥有轻工业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同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和协作，依照本办法和政府赋予的管理权限做好轻工业行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　轻工业行业协会协助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承担指定的任务，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八条　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行业管理职责：
　　（一）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全省轻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规定，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全省轻工业发展战略，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建议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监督执行。
　　（三）根据国务院及其部门和省人民政府有关产业政策和投资结构政策的规定，协同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调整轻工业布局，搞好计划综合平衡，按管理权限确定轻工业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引进外资等项目的方向和参与审核重大项目的立项。
　　（四）制定全省轻工业技术进步规划，统筹协调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实施科技攻关和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推广、应用；主持对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和新产品的鉴定、登记、评审和奖励工作。
　　（五）分管全省轻工业行业的标准化、计量、质量监督和质量管理工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施轻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申报、审查及发证后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拟定全省轻工业行业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的各项企业评审活动的有关规划和标准，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经有关部门同意，制定轻工业行业内部轻工产品生产的财会管理、经济核算办法，并进行业务指导。
　　（七）协调指导全省轻工业行业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组织专业化协作生产，促进发展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
　　（八）协同有关部门制定轻工业技术装备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工作。
　　（九）参与有关轻工业的信贷、税收、价格、市场等经济政策的研究；运用经济杠杆对全省轻工业经济活动和轻工业市场实行宏观调控。
　　（十）按照轻工业发展方向，制定全省轻工业行业人才开发及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
　　（十一）收集、处理、分析、发布全省轻工业行业生产、科研、建设等方面的信息统计资料，并进行咨询服务。
　　（十二）对全省轻工业行业协会、学会进行日常组织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九条　市、县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责，由所在市、县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第十条　拥有轻工业的其他有关部门，其设置的轻工业管理机构，在业务上接受同级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协调、指导。


　　第十一条　轻工业行业协会可以根据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授权，对全行业情况进行调研；调出拟定行业规划、经济技术政策等建议；协调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合和合作；协助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组织行业评审、检查、信息交流动。

第三章　管理权限





　　第十二条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全省轻工业生产，统筹轻工业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轻工产品的规划布点，实行统一的全行业规划管理。拥有轻工业的其他有关部门对本系统轻工产品的发展规划，按照统一归口管理、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编制各部门发展规划，经同级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后，上报计划部门。


　　第十三条　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利用外资等，下同）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其主管部门组织申报。属国家规定的大中型和限额以上的项目，在按国家计委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前，应由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属小型及限额以下项目，在按项目审批权限上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审批前，应由同级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其中属国家产业政策规定控制建设和改造的生产项目，还须按国家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和开工报告的审查工作，应有相应的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参与。


　　第十四条　新建和转产生产主要轻工产品的企业，以及组建以生产轻工产品为主的紧密型、半紧密型经济联合组织，在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前，须经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生产轻工产品的大中型和重点企业的合并、兼并、分立或改变隶属关系，有关部门在审批前须征得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同意。其中，被国家主管部门列为重点、骨干的企业，还须按国家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第十五条　各地、各部门申请进口轻工设备，须先经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综合管理部门在制定和调整涉及轻工业的经济政策时，须征求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七条　轻工生产企业的各项评审活动，须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当地的综合管理部门统一考核。属于省级以上的，须由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后，再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各地、各部门申报的省级年度轻工重点技术开发计划（包括新产品、新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等）和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须经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后，按程序统一报省有关综合管理部门审批。
　　企业主管部门上报的省级轻工新产品，须经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同意后再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九条　凡属国家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轻工产品，须由企业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经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和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按照国家要求进行预审，合格后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发证。
　　属于国家尚未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轻工产品，省、市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会同有关部门按国家产品分级管理目录准定点生产。


　　第二十条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协同物价部门归口管理轻工产品价格，按照价格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分管范围内产品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经物价部门审定后下达执行。


　　第二十一条　轻工业生产所需的主要专用原材料和零部件，由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扶优限劣的原则，组织生产、分配和调拨。

第四章　实施监督





　　第二十二条　省、市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部、省有关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定期公布，并监督执行。


　　第二十三条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对轻工产品质量实行行业监督管理。对产品质量符合标准并稳定提高的生产企业予以表彰；对产品质量低劣的生产企业予以通报批评、责令其限期整顿或提出处罚建议。


　　第二十四条　轻工业行业的科研、设计、教育、技术开发、情报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培训以及质量、能源和经授权的计量检测等机构，应在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承担专项任务，为全行业服务。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五条　对贯彻实施轻工业行业管理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或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轻工行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纠正；对于严重影响轻工业行业管理，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损失的，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有权建议所在单位或政府主管部门给予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对行政机关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以及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的，由轻工行业管理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另有处罚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省轻工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管理规定。管理规定涉及其他部门权限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省辖市人民政府和行政公署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与国家有关规定抵触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轻工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杨德寿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说明，我国现有的针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效果不大，要制定这两种犯罪的对策，必须寻找发生这两种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的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