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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中医药党〔2003〕1号


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通知

各直属单位党委（总支、支部）、纪委，局机关各支部：

　　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已于2003年2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用十六大精神统领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不仅对2003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了部署，而且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工作思路。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这对于全党进一步认识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会议精神的热潮，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切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吴官正同志的工作报告，按照围绕主题、把握灵魂、狠抓落实的要求，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信心、发奋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推向深入，更好地为中医药改革与发展服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现就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提出如下要求：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的极端危害性，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紧紧围绕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坚强有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以新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更好地担负起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坚定信心，把握全局，切实有效地推进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的十六大为我们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加强理论武装，认真按照十六大的要求，从总体思路上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的重点，坚定反腐败的必胜信念，切实有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1、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领中医药的改革与发展，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为衡量反腐倡廉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作为衡量中医药改革成就的标准；

　　2、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中医医疗保健的需求服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3、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确保中医药各项改革与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4、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继续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反腐败抓源头工作实施意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加强对掌权、管钱、管人等重点部门和岗位的监督与管理，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增强依法行政意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5、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推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根据中医药行业的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深化人事、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促进行风建设、消除腐败因素产生的途径；

　　6、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大中医药改革与发展各项工作的正确引导和监管力度。

　　三、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地抓好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0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认真做好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探索新的途径和对策，着重在抓巩固、抓落实、抓深入、抓提高上下功夫，扎实有效地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努力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效。

　　1、抓好廉洁自律规定的落实，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好“三重一大”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各项廉政规章制度。

　　2、重视信访举报工作，积极协调、化解各类矛盾；继续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

　　3、深化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局机关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惩治和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药品和医疗器械购销中给予和收受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都要对国家规定列入招标采购范围的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认真解决医疗服务中索要和收受“红包”的问题。

　　4、创新体制机制制度，重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资金的监管和干部任用的监督，推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

　　5、健全制约监督机制。我局是中央纪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努力配合上级做好试点工作，并结合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机关纪委的工作，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6、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根据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进一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加大工作落实的力度，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务求取得实效。要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的总体部署，树立廉政典型，大力弘扬正气，为反腐倡廉提供思想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精心组织，注重实效，把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都要把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工作重点，精心组织，注重实效，切实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1、要根据工作实际，兼顾工学，统筹安排，制定好学习研讨计划，近期要以各支部为单位，抽出2个半天的时间进行集中学习，使学习工作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督促、有检查。

　　2、在安排好本部门本单位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局机关各支部和直属单位二级院所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工作负责人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保证参加局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以进一步集中深入学习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3、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可采取召开集中研讨会、学习交流会或播放辅导报告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生动活泼地组织好学习。有条件的单位，还要充分运用局域网、报刊、板报等舆论工具，加强对学习情况和学习收获的宣传。

　　4、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习效果，把能否通过学习切实指导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根本标准。

　　5、各部门各单位应于2003年3月5日前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的情况，及时报送局纪检监察室。

　　　　　　　　　　　　　　　　　　　　　　　　　　　　　　　　　　中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一、恶意抗辩的涵义、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抗辩权主要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规定而享有的对抗对方请求权的一种权利。所谓恶意抗辩，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1] 当前在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通过恶意抗辩而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抗辩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以拒绝履行合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有意不履行合同，待对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时，再针对对方诉求提出抗辩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导致恶意抗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因就是在合同签定以后，发生了一些事由，导致一方当事人不愿再继续履行原合同，从而借恶意抗辩来否认合同的效力以达到逃避合同责任或追求更大利益的目的。试举两个例子说明：例一、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甲为其母乙购买一份意外险，乙系文盲，未书面认可该合同，但某保险公司仍承保并出具报单。后乙死亡，甲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属无效合同，并拒绝支付保险金。例二、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某房地产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与大量购房者签定了购房合同。后因房假大幅上涨，该开发商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购房者签定的购房合同无效。例一、例二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恶意抗辩，其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合同义务，避免承担责任和追求额外的利益。
二、司法实践中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恶意抗辩行为能不能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做出司法解释。由于我国法律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恶意抗辩的案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乏又同时导致了审判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明确对恶意抗辩的观点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主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恶意抗辩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抗辩行为人的行为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不应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当事人在一些特定事由发生后或是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常常为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恶意抗辩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公然的承认自己违法、欺诈，并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追求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行为和诚信原则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恶意抗辩行为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理应驳回。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如果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却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这份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而主张合同无效以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在我国这样一个诚信意思尚不够强的国家实行此种制度，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8]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3]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在我们的司法活动中，如果恶意抗辩一方的诉求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其他民事主体将群起效仿，这将极大的损害诚信和公平原则在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这与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能成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恶意抗辩并获得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强调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和外延。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法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同时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得意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不合格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合同法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如前所述，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并界定“强制性规定”，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仍可能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现在，很多学者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分为取缔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两类。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其设立目的主要是加强公权力对某类行为的监管。违反取缔性规定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主体可以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如果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那它就是无效的。效力性规定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符合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导致不成立或无效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来确认合同效力，许多关于合同无效的争论将会自动终止，恶意抗辩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遏止。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尽快从立法上明确制止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如果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四、小结
恶意抗辩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驱使，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客观上给恶意抗辩提供了土壤。恶意抗辩不符合基本的诚信原则，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我们应不断完善法律，加强诚信教育，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护法律的庄严，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作者：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张建平律师）
[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2]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3]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
[4]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