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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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香港与内地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析广州中院首宗适用香港法判决的涉港借款担保案
汪秀兰　王天喜

案情与审判
　　原告美达多财务有限公司（下称美达多公司）与被告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瑞昌公司）、聚龙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均为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或香港公民。原告美达多公司与瑞昌公司于1996年11月22日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1.13亿港元贷款给瑞昌公司，利率为年息15％，期限24个月。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于1996年11月22日签署《不可撤销保证书》，并于同日以保证人身份出具《承诺书》。1997年1月31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补充契约协议》，由原告再次提供贷款1300万港元给瑞昌公司，该补充协议作为1996年11月22日签订的贷款协议书不可分割的部分，且亦在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的担保范围内。《贷款协议》、《补充贷款契约》、《承诺书》均表明受香港法律监督和解释。瑞昌公司分别于1996年11月25日、1997年1月31日将香港夏悫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46层物业作为上述共1.26亿港元借款的抵押，并在香港土地登记处登记。
　　原告提供了1.26亿港元的贷款后，被告未依约偿付本息给原告。1998年3月，原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起诉，要求四被告偿还贷款本息。诉讼期间原告与四被告达成和解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接纳该协议并于1998年4月发出《同意命令》，裁决由四被告按照和解协议中的《安排表》向原告偿付港币131,489,618.40元并支付港币本金1.26亿元由1998年3月19日起算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5％的年息计算，同时被告还应支付应付而未付利息金额的利息，以20％年利率计算。而被告未能依期还款，原告于1998年12月15日公开拍卖瑞昌公司用作抵押的物业，得价款6150万元。至1998年12月15日止，仍欠原告港币8729.2万元（其中本金港币7186.6万元）。后原告查得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在广州有多处房产和地产，遂以被告在内地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四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约定选择香港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故本案适用香港法律调整。原告为在香港注册并依法取得放债人资格的企业，其与被告瑞昌公司于1996年11月22日签订的《贷款协议》及1997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契约协议》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借贷的约定并不违反香港《放债人条例》有关放债业务的限制及过高利率之禁止，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已依约发放了贷款给借款人，瑞昌公司逾期未如数偿还贷款本息属违约，瑞昌公司应清偿尚欠原告的贷款并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为瑞昌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出具的《承诺书》及在《补充契约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承诺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现行香港法例无悖，担保应认定为有效，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应履行担保义务，对瑞昌公司欠原告的债务承担约定的连带清偿责任。虽然本案纠纷曾在香港地区诉讼，但因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尚无司法协定规定香港地区法院判决可在内地申请承认和执行，且本案当事人在有关贷款协议及承诺书中并未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原告在其权益仍未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向有可供执行财产地的内地法院起诉请求保护其合法权益，本院对本案具有司法管辖权，原告的请求应予支持。因本案合同当事人约定适用香港法律，根据《放债人条例》之规定以及香港现行的有关债之担保的法例，被告聚龙公司、黎君刚及温美娟应依约对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依照香港《放债人条例》第23条、第2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87,292,073.19元（其中本金为71,866,151港元）及自1998年12月15日起至还清欠款日止的利息和罚息（以所欠本金按年息15％计息并加收20％的罚息）。二、被告聚龙集团有限公司、黎君刚、温美娟对瑞昌置业有限公司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享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香港与内地实行的是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属于同一主权国家的不同法域。当两个不同法域之间进行各种交往活动时，在法律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冲突，该冲突即区际法律冲突。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解决两个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亟等解决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上述案例从程序上和实体上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二是适用外域法律的困难。
关于司法管辖权
　　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为香港公司和香港居民，合同的签订、生效、履行地都在香港，香港法院有管辖权是无疑的。该案已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裁决，那么，当事人可否就同一事实再向内地法院起诉？广州中院是否有司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受理诉讼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权利和权限，它既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否得到及时保护，又涉及到司法主权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内地与香港都有审理涉及外国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审理区际案件的程序规则。因此在实践中，各地区应本着务实、实际有效的原则确定管辖权。我国现行法律对涉港澳台案件的管辖尚无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澳门虽然与内地属同一主权国家，但在程序和实体处理方面按涉外案件处理。在审理时，广州中院主要审查了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当事人是否约定选择香港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如果当事人选择了香港法院管辖，则排除了内地法院的管辖权。而本案当事人在有关贷款协议及承诺书中，只约定受香港法律的监督和解释，并未明确选择由香港法院管辖。在纠纷发生后，亦未以任何形式达成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故未排除内地法院管辖权。
　　其次，审查该案与内地法院尤其是广州中院有无联接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第二、三、四被告有财产在广州，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广州中院可依据“有可供财产执行地”的规定取得管辖权。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本案尽管与广州法院有联接点，但是否受理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未经香港法院审理，因为合同双方都是香港注册企业或公民，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香港，广州中院可能会依“不便管辖原则”放弃管辖权。但本案是因为债权人在香港诉讼后债权未得到充分实现才到广州中院起诉的，且目前内地与香港尚无司法协定调整两地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香港回归后与内地交往更加密切，如果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会形成一个法律漏洞，即债务人在香港发生债务后，在内地虽有财产但在香港却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恶意将财产转移到内地的，使债权人在香港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落空，不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向在内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法院起诉。综上所述，对该案的受理，是符合实事求是态度的，在法理和法律上都是有充分依据的，特别在目前香港与内地尚无司法协助协议而形成的法律真空状态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也符合国际司法惯例。
　　此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还涉及一个主从合同的管辖问题。主合同的债务人瑞昌公司在广州没有任何财产，即与广州没有任何联接点，仅是从合同即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在广州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种情况内地法院特别是本案涉及的广州中院能否受理？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本案主合同债务人在广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广州法院对主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而从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因此原告在广州中院提起诉讼无法律依据，广州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笔者认为，我国司法惯例是允许当事人在一案中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当原告选择在一案中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担保人时，人民法院可作一案一并处理。此外，从民诉法第243条来看，并未要求一案中所有的被告人都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只要部分被告人内地有可供扣押财产，该财产所在地法院既可取得该案的管辖权。当然，对该法条适用有不同解释，但在法无明文否定情形下，结合有关国际司法惯例及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下受理无疑是正确的。
　　因此，广州法院对该案行使了管辖权。
适用外域法律的困难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除了能够查证到香港《放债人条例》这一规范放债人资格及放债行为的香港法律可资依照和援引外，有关调整合同关系特别是担保关系的香港法律并无相应的成文法条。加上我国内地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长期的办案过程中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式，即采用三段论式逻辑推理，因为查不到具体的法条，对如何适用香港法产生疑虑。有人提出，当事人无法提供法律依据，法院在依法调取的情况下也无从可得，按照司法实践，可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院地法即内地的法律来判决。
　　根据解决司法冲突的一般原则，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地进行选择，或可能是外域法，或可能是内域法。我国在解决区际冲突中也适用这一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香港法律，因此香港法应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香港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法律都了解甚少，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是：1?香港的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衡平法、习惯法等，对我们了解香港法律制度造成一定困难。而两地语言文字的差异则给互相了解造成巨大的障碍。正如《“一国两制”法律问题面面观》提到的“英国的判例一般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这些判例香港经常要运用，要把这一百多年的判例都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要将26卷的成文法译成中文也是件艰巨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单由香港或单由内地翻译这些判例或成文法都是有困难的，因为香港方面虽然对英文和英国法律比较熟悉，但中文及中国法律的术语却不大精通；而内地在英文水平、香港法律及英国法律方面的了解上也有一定的问题。”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规定：“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1?由当事人提供；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3?由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提供；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审判实践中，如果适用的外国法律属成文法，上述途径应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主要使用判例法的国家或地区，就存在相当的困难。本案中当事人仅提供了《放债人条例》及受原告美达多公司委托，具备香港特别行政区合法执业资格的香港律师行对本案有关担保人之责任事宜提供的《法律意见书》，该律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认可和委托的香港律师之一。
　　广州中院合议庭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处理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就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尤其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以“通过上列途径仍不能查明”为理由置当事人约定于不顾，适用内地法，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一句空话。根据担保这一世界上普遍而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共同原理，考虑到内地成文法传统与香港判例法为主要特征在适用法律技术上的差异，依照香港现行债之担保的法例及当事人的约定，判决担保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适用法律的技巧上无疑是成功的，作出的判决也是正确的。
一点体会和建议
　　本案是广州中院第一宗适用香港法判决的案件，在体现一国两制、尊重香港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方面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今后审理涉港澳台案件、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有较强的借鉴作用，也给其他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判例依据。笔者认为，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主要抓住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了一国两制原则。“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设计和方案，在法律领域，“一国两制”意味着今后香港的法制和内地的法制根本不同，而且这种法制各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至少50年不变。因此，在解决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冲突中，紧紧抓住“主权同一、法域各异”这一中心，充分尊重香港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将内地与香港的民商法处于平等的地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
　　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谓意思自治，在民法中指的是任何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缔结契约的自由。《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原则是世界各国在契约中通用的原则，也是解决契约冲突的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如果当事人明确对契约所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则应将他们所选择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若未对法律作出选择，但根据契约的条款应当能够推断出他们对法律适用的意思的话，应将契约中所默示的实际上适用于契约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若当事人既无明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又没有在契约中表现出默示的意图，则由法院将一个诚实理性的人在同等情况和条件下所可能选择的法律作为契约的准据法。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适用中也受到限制：如不得排斥强行法的适用（包括强制性法律和公共秩序保留）。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都明确规定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适用限制也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当事人选择接受香港法律的监督和解释，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故应适用香港法律处理纠纷。笔者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应当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实现的，是最合理的法律选择。如果允许法院通过裁量权排除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重新选择法律，一方面会使当事人意志受到法官个人意志以及法官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侵害，另一方面也会破坏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损害当事人利益。此外，司法实践中由于客观原因，对外域法的了解十分困难，如果我们因为适用外域法有困难而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裁定适用内域法，必然会使平等选择内、外法域的气氛难以在中国区际冲突调整活动中建立，以致法律冲突的后果被强化，而法官认为了解外域法无必要，法律的相互了解会更加缓慢和艰难。
　　从另一方面而言，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香港、澳门、台湾均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同一主权下的不同法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港澳台案件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再适用涉外程序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有损于国家主权原则，有关部门应尽快对涉港澳案件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
　　二、由于我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尚无司法协助的规定，一宗业经香港法院判决的案件又需在内地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香港回归已经三年了，在审判实践中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但两法域间的区际司法协助一直未见有大的动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为解决目前的窘境，应尽快与香港开展区际司法协助活动。
　　（一）两地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1?一国两制原则。这是根本原则，其中“一国”原则是基础，它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强调两地间是区际司法协助而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有明显的不同；“两制”原则强调要充分尊重两地分别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要尊重两地社会制度和历史的差异性，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要明确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司法协助，而不是国际间的司法协助。2?协商互惠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是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且协助的内容应是相互对等的。3?诉讼经济原则。两地开展司法协助，要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两地司法协助的模式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内地的冲突既是资本主义法域与社会主义法域的冲突，又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冲突，因此，不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在港澳及内地都统一适用的的区际司法协助法。笔者认为，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法院签订实施，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分别是内地和香港的最高审判机关，二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可由该两个法院协商有关事宜，并最终签订有关协议。
　　(三)两地司法协助的范围和内容
　　笔者认为，两地进行司法协助应包括以下内容：司法管辖权的确定；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1?关于司法管辖权。
　　根据两地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惯例，笔者认为，在司法管辖方面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尊重两地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2)尊重当事人在协议中的约定管辖。
　　(3)当事人无约定管辖时，按被告住所地原则划分管辖权，但对合同纠纷、保险案件等允许例外。
　　(4)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就同一案件，一方正确行使了管辖权，且作出公正、公平、合理的判决，另一方不再受理此案，可以在该地申请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方式解决。
　　2?文书送达。
　　198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曾就相互委托送达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文书达成七条协议，包括送达文书范围、方式等，并在实践中得以实施。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终止地方法院与国外地方法院司法部门司法协助协议的通知》，提出司法协助关系到国家的司法主权，地方法院无权与国外签订司法协助协议。现在，香港已回归，与香港签订司法协助是同一主权国家内的行为，不涉及侵害国家主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文书送达方面可参照该七条协议的规定办理。
　　3?调查取证。
　　在调查取证方面，司法部曾先后三次共委托49位香港律师办理香港当事人来内地处理民事和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公证，包括对在香港的当事人或在香港发生的事实和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协助了内地法院的调查取证，但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两地间在调查取证方面可进行以下协作：
　　(1)香港特区和内地的司法机关，可以相互委托，代为调查取证。途径：由内地各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直接联系。
　　(2)两地可协助及同意对方司法人员到其境内直接取证，但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如不得违反取证地的法律，应通知取证地的法院在场等。
　　（四）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涉及到不同制度的法域司法权的承认和尊重等实质性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协助显得毫无意义。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总的原则是对对方法院的判决给予充分的尊重，可对该判决进行审查，但只是审查其形式，如是否违反管辖的有关规定等，对实体方面不予审查。对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的，应予以限制。
　　对于承认法院判决和执行的程序，可参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执行。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实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实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保障我州国家行政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贯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行政机关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自治州各级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根据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民族自治县适时依法提出单行条例草案。

　　第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由州人民政府报经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五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议，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受表彰的模范个人享受州级劳模待遇。

　　第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长期规划，应当规定推动自治州内属于国家和省重点扶持县及民族自治县加快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鼓励州内发展较快县市率先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重点经济带、重点产业加快发展，支持发展优势产业和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州内发展较快的县市对口支援州内属于国家和省重点扶持县及民族自治县的建设。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在研究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时，应听取本级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

　　第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优先在自治州安排优势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自治州内实施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公益性项目，需要承担配套资金的，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争取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财力不能自给的，应给予免除。

　　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通过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优惠政策，加大本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机关行政事业人员工资、机关正常运转及基本公共服务经费的支出。

　　州级财政对自治州属于国家和省重点扶持的县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时，所使用的系数应当比州内其他县市高5个以上百分点。

　　第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民族机动金和民族专项资金，并根据财政收入增长情况逐步提高在本级财政中的预算比例。

　　任何单位不得扣减、截留、挪用民族机动金和民族专项资金。

　　第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执行国家调整工资、津贴等政策增加的财政支出，严格执行由上级财政给予补助的规定。

　　第十一条 自治州因执行国家和省统一的减免税政策造成的财政减收，州级财政应当报请上级财政在计算转移支付时给予补助。

　　第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一）增加对农业的种粮直接补贴、畜禽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和贫困地区化肥运价等补贴，严格执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进畜禽养殖小区规范化建设；

　　（二）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优化农业的区域化布局；

　　（三）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扶持农产品及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业基地建设、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和农村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建立和发展农产品营销体系，争取上级对自治州传统农业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在资金投入上给予重点扶持；

　　（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落实各项扶持农业发展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基地，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和农民转移培训。

　　第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上级国家机关加大国家财政投资和信贷资金对农业、农村投入政策的扶持下，鼓励和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益设施建设投资投劳，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向农村，建立合理、稳定和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整合各种渠道的支农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争取支农资金项目和农业基本建设项目，争取投入自治州的资金的增长幅度高于一般地区。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保障农民享有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和监督权，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财政性资金的绩效评估制度，强化对各类专项资金和农村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管。

　　第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实施工业强州战略，逐年加大对工业发展的投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营造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良好环境，继续推进烟草、能源、冶金、化工、医药、建材、农特产品加工，注重扩张经济总量，注重重点项目向园区集中，注重辅助项目因地制宜，注重企业技术改造，注重创办骨干企业，扶持民办企业，巩固和发展与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合作，狠抓科技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新型工业化。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商贸、经合等工作部门应当做好招商引资，建立产业培育奖励金，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和扶持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和出口商品生产，建立现代物流体系和商业网络，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繁荣边境贸易。

　　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制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和措施，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十八条 自治州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应当编制和修编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完善功能配套，强化市政管理，改善城乡环境，争取上级建设等行政部门对自治州的城镇建设项目优先列入计划，安排的资金高于一般地区。

　　第十九条 自治州交通行政部门应当争取上级交通行政部门优先安排自治州的交通建设项目，并免除或者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制定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同级财政和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对自治州的边远山区、贫困地区邮政普遍服务的成本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加大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争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优先安排自治州的贫困村安居工程、温饱工程、以工代赈、易地开发扶贫工程、扶贫开发项目和资金。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增加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争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在安排社会保障经费时给予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地震、气象、防灾救灾、动物疫病防控、重大疫情等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应急反应机制，争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扶持。

　　有关应急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源、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实行有偿开发利用；对开发和建设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补偿。

　　从事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水利基础设施投资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实行耕地保护制度，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争取上级增加对自治州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和地质灾害防治的资金投入；争取自治州内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州发展和改革、财政、环保等部门应当争取上级有关部门增加对自治州工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核安全与辐射管理等工程项目的投资。

　　自治州为维护生态平衡和执行环境保护政策而影响财政收入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争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区（景点）及其配套设施规划和建设，争取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人才培养、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十条 自治州林业部门对林业实行公益林和商品林分类经营管理的体制。

　　禁止商业性采伐公益林。因执行国家公益林保护政策造成财政和林农减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按照基础产业管理商品林。采伐年龄可以由其所有者自行确定，并优先满足采伐指标；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工业原料林，除按经营方案满足所需限额指标外，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实行单列，上年度有结余的，可以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水行政部门应当争取上级对自治州内征收的水资源费的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技术引进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工作，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科技咨询服务和科技承包。

　　自治州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对发明创造、推广适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振兴各项事业有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自治州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争取上级科技行政部门加大对自治州科技基础平台建设、重大科研项目、实用科技成果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工作的指导与资金扶持；指导自治州各类科技企业申报科技计划，帮助获得项目经费的支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教育、民族等部门办好民族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培训经费用于校长岗位培训、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

　　自治州人民政府五年召开一次表彰会议，对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对教育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创办各级各类学校。

　　民办学校享受公办学校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规划范围内新建、扩建民办学校用地，按照公益性用地优先安排。

　　民办学校的教师资格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教师培训、教研教改、教学评估、表彰奖励，统一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与公办学校同等对待。

　　民办学校学生学籍统一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实行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学生的成绩、学籍互认。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工作部门应当根据教育教学资源，合理布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的必备办学标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学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批准文号、教育乱收费举报方式等。

　　第三十七条 州教育、民族等部门应当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做好发达地区各类学校对口支援自治州学校的工作；组织州内发展较快县市各类学校对口支援州内属于国家和省重点扶持县及民族自治县的学校。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政策、资金投入等方面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给予重点扶持，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文化等工作部门应当加强自治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民族艺术之乡以及博物馆、文化馆（站）、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设施建设。

　　自治州文化、民族等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抢救、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

　　自治州文化、民族、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争取在上级国家机关扶持下，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文物、广播、电视、影视译制、报刊、出版等工作。

　　自治州内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标牌应当并用哈尼族、彝族文字和汉字；自治州的自治县、民族乡除外。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增加投入，加快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十条 自治州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少数民族医务人员的培养，巩固和完善县、乡、村医疗预防保健网，争取上级卫生部门优先安排自治州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项目，组织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做好人才培养、医疗技术、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等工作。争取上级卫生部门在安排农村卫生、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专项经费时给予重点支持。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发展少数民族医药产业的专项经费，加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医药资源。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扶工作力度，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家庭的各种奖励优惠政策，均衡人口性别比例，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逐年增加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事业的投入，加强县、乡、村技术服务网络建设和管理，围绕生育、节育、不育、优生优育开展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计划生育协会工作机构，逐步提高村级计划生育宣传员报酬。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体育、民族等工作部门应当加强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加大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运动场所和设施的投入，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学校，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体育课内容。

　　四年举行一届全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民族工作部门应当在民族团结活动月期间，组织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应当协助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培训、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逐步做到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干部与其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并提高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领导成员中的比例，重视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时，应当根据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合理确定一定数量的公务员的职位，并适当放宽报考录用条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时，可以单列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哈尼族、彝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中设立少数民族人才培训专款，加强自治州哈尼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重点扶持高技能人才和乡土人才的培养。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逢五周年举行自治州建州庆祝活动，逢十周年举行大庆活动。自治州建州纪念日、哈尼族“ 矻 扎扎节”和彝族“火把节”的放假日期，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