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改金融业务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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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改金融业务管理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改金融业务管理的通知
建设银行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强调，以完善和推广公积金制度为核心，大力推进普通居民住房建设和个人住房消费，推动住房商品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
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最近朱■（ｒóｎｇ）基副总理在听取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汇报时指示：“选择上海等几个城市进行住房储蓄信贷部的试点，不增加编制和人员，不为此盖办公楼，与分行其他工作实行业务分开、帐目分开、人员分开，主要从事住房专项储蓄、住房公积金管理
、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分期付款等业务。”（摘国务院“会议纪要”）
我行房改金融业务在服务房改工作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服务网络，业务量居主导地位，在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这是我们继续做好和发展房改金融业务的基础。为此，总行在最近出台的信贷体制改革方案中，已将房地产信贷部改建为住
房与建筑业信贷部，除办理总行直接经营的房地产和建筑业本外币信贷业务外，还继续负责全行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的管理工作，研究制定业务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但是在落实人民银行《关于清理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信用卡业务部对外营业机构的通知》（银发〔1996〕254号）文件过程中，有的行不能全面理解人民银行和总行的调整与改革意图，撤销了房地产信贷部，造成从业人员的思想涣散，服务手段和服务水平大大
降低，业务萎缩，市场占比减少，损害了我行在当地政府和群众中的社会形象，也给今后业务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行房改金融业务，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服务房改，面向市场，继续积极做好房改金融业务
从今年起，以全面建立公积金制度为龙头的住房制度改革将全面推开。与之相适应，房改金融业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没有新的文件下达之前，各行的房地产信贷部，作为各行房改金融业务的管理部门，一律不准撤销。可以和对外营业机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
二、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加服务品种，提高服务质量
当前要特别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推行、归集和管理工作，充分运用现代化服务手段，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卡和住房储蓄卡业务等多品种的住房储蓄业务，以方便群众，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按人民银行制定的办法积极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结合公积金管理办法的完善，开展
个人购房分期付款业务，为房改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积极做好工作。
三、加强领导和考核工作，继续把房改金融业务推向前进
房改金融业务关系到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我行业务的开拓与发展，各级行应当继续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切实加强领导，制定措施，实施指标考核，把这项业务不断推向前进，在服务中争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
1997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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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量刑与量刑公正
王 延 安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人脑量刑的失望和对量刑公正的渴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电脑量刑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们更应该思考人们对其寄予厚望的深层原因，加快法治改革的步伐，切实保障法官权威，努力提高法官素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关键词】电脑 量刑 公正
【Abstract】The advent of“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Computers”reflect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human brains and the eager to justice of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But it is only an auxiliary measure.We should take the inside cause of so much hope from the people into account , accellerate the pace of the justice reform, safeguard the dignity of the judges,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judges,realize the goal to be ruled by law.
【Key words】Computers Measurement of penalty Justice
据2006年8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06年3月开发研制出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几秒种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无独有偶。2007年3月，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全面论述了其“从1987年开始研究量刑公正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问题，经过16年的艰难探索，饱尝困惑与失败的痛苦，在部分博硕士研究生不同程度的参与下，终于攻克了被称为世界难题的量刑偏差，成功地完成了人工智能软件《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制，较好地实现了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使宣告刑具有可预测和重复验证性。”在赵廷光教授的《辅助良性系统》的研制报告中，称之为“解决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电脑量刑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既有欢欣鼓舞之声又有质疑讨伐之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声音中辨证地看待电脑量刑这一新生事物，更应该从其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量刑不公问题。
一，不同的声音。
1．赞成的。对于电脑量刑寄予重大期望的人认为其具有以下功能：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例如，“电脑量刑是信息化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客观要求。” “就规范化量刑而言，其利主要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小量刑上的随意性，防止因个人因素造成的量刑失衡问题。” “从电脑量刑的权力设计来看，法官放弃大多数的自由裁量权，只保留极小的一部分（量刑幅度不超过6个月），把履行公正的义务交给电脑判断，最大可能挤压缩小法官营私的空间。从审判效率来看，可以弥补法官人数法律素质的不足，在目前阶段法律教育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正好承担起补充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应是电脑量刑从技术支持上，所赋予审判民主的斑斓色彩。”
2 ．质疑者认为，电脑量刑无助于公正效率之实现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例如，有学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适应司法改革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却是完全背离了这一要求。” 季卫东教授认为，“假如这样的初级系统软件只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以及避免疏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真要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也有学者对电脑量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电脑量刑，本身就是违宪！
二、辨证看待电脑量刑。
1．电脑量刑的优点是，它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和外界不当干扰所出现的量刑严重不公的司法现状，满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渴望。首先，它有助于避免因法官素质而导致的量刑严重偏差，减少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重大差异的现象，实现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次，电脑量刑可以有限地排除外部力量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量刑程序中的暗箱操作,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
2．电脑量刑的缺点在于它的机械性有余而适应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不符合案件裁判的客观规律。研究电脑量刑的初衷是通过细化各种量刑情节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量刑的公正。而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具体案件的形形色色又决定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首先，法律的规定是有局限的。无论立法者考虑的多么周全，立法技术怎样完善，都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其次，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车”这个词，在不同年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量刑是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只有法官才是这一审判活动的主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只有根据职业理性，将具体案件与法律规定联系起来，才能作出适当的判决。同样是故意杀人，杀人动机有仇恨、嫉妒、愤怒、谋财等，杀人情节有一刀致命、连砍几十刀、或者焚尸匿迹等，被害人有生人、熟人、朋友、亲人等，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进行理性思考并基于社会生活经验作出判断。电脑量刑是建立在对法官不信任的基础上，它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也剥夺了法官的意志和理性。尽管可能暂时缓解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的现实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培养法官的惰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
三、电脑量刑背后的深层问题。
作为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并被寄于重大期望的新事物，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不容乐观的司法现状所催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强烈渴望。长期以来，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畸轻畸重，殉私枉法，超期羁押，甚至冤假错案，让人们对于法律的公正感到困惑与无奈，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形象。量刑不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审判人员素质不能公正，也有因受外界影响不愿或不敢公正。
1．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办案效率低下。“三盲院长”“舞女法官”，“法官打律师”等荒诞现象，也屡屡击中了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软肋。过去我们一直把法院作为专政机关，大量复员转业军人安置进入法院成为法官，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只是接受短期培训，难以适应事关剥夺公民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刑事审判工作。在实行法官资格以后，虽有改进，但在中级及以下法院，法官法律素质较低仍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据统计，到2002年，我国法官队伍（具有审判职称者）已有21万之巨，堪称世界之最，大约每6000人中便有一名法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大约11万人中有1名法官、日本4．3万人中有1名法官相比，我国法官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以人均办案数量来比较，美国法官每年的平均办案大约在300-400左右，几乎每人每天可以审结1个案件。而我国法官人均结案率是21件。 大量低素质法官决定了量刑不公的必然现实，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的长期有效性更能验证这一点。
2．司法不公，冤假错案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动摇了人们对法官判决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正量刑的期盼。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司法裁判不公而引起的大量申诉和上访，既增加了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消耗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坏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电脑量刑正好以其表面上的公正无私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
3．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倾向使法官和法院的审判独立难以保障。在法官管理上，一直沿用与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服从制度，法官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职称体系，如处级法官，科级法官。同时，法院内部的院长，庭长等对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享有制度化的干预权力，案件结果要经过领导层层把关。这种等级服从制度违反了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强化了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出现了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时先向上级请示的情形，使两审制流于形式。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地方化的必然恶果，因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必然要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于人的本性来说，对于人的生存权有控制权，等于对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四、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在于司法制度的改革。
1.真正提高法官素质。司法裁量的主体只能是人，是高素质的法官，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脑。正确量刑的前提是准确定罪。如果定罪不准，量刑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准确地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得出适当判断。例如，被告人张三因为某老板长期拖欠其工钱不给，就把老板八岁的儿子哄骗到外地。由于平时张某和小孩关系较好，经常给他买东西，小孩很愿意跟着。接着，张三打电话告诉老板要求付给工钱。老板说他的孩子正没人管，也不会给付工钱。后来，干脆电话也换了。张三没办法，只得领着孩子打工。直到有一天，公安人员在工地将其抓获。在本案中，张三行为的定性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公安机关依其构成绑架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其构成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张三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从表面看，这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规定：绑架罪的法定刑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高可处死刑，非法拘禁罪的最低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如果司法人员没有专门的法律职业技能，不能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无论电脑的功能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保证量刑的公正。至于像佘祥林等的冤假错案，就算电脑把刑期精确到了天数，也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在当今的中国，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远比改进电脑量刑系统软件技术更为紧迫。
2 .要逐步实现法官职业化，树立法官权威。人们选择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和实现正义的工具，体现了对文明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德国法学家所说：“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凭借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眼里，身穿猩红色法袍，头戴卷曲假发的法官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令人不无敬畏。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由行政长官兼理审判事务，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模式，致使我国的法官缺乏必要的权威，甚至沦为地方党政机关的 附庸。许多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的公正性缺乏必要的信赖，这也是颇具中国特色“执行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树立法官权威是否与我们提倡的反对人治实行法治相矛盾呢？我国学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法治国中法官权威是一种制度化权威，是法官个人人格的制度化，而不同于个人的权威。在法治社会中，法官权威不是指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指作为职业的权威。法官权威的基础是法官的独立。因为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权力最弱的一个。“在分权政府中，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司法部门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它两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反对其它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它两方面的侵犯。” 尽管我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但是西方长期的法治化历史经验和成熟的法治制度却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法官受制于政党或政府，听命于上司或上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适当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也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可，即使判决实际上并没有错误。无数经验表明，在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不当裁判极容易发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强调法官的独立地位 ，不但确立了法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地位，而且建立了包括不被随意免职、高薪等身份保障制度。德国一学者曾对法官独立的内容列举了八项：第一，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之各种势力；第二，独立于上级机关；第三，独立于政府；第四，独立于议会；第五，独立于政党；第六，独立于新闻；第七，独立于国民之声望；第八，独立于自我、偏见及激情。 在当前的中国，影响法官独立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内部和党委的干预 。如何通过司法制度改革，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正确理顺法官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确保法官意志不变成长官意志、法律不沦为权力的工具，从而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有保障。
结语：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当前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量刑不公问题的强烈不满，从对人脑量刑的失望转向电脑量刑公正的无限期待。电脑量刑尽管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切不可本末倒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 、量刑软件的开发研制可以比司法制度的改革更紧迫更能保证法律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文显、信春鹰、孙谦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赵廷光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1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保护的未成年人是指居住或临时进入本省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家庭和公民的共同责任。
未成年人应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第四条 省、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一）研究、规划、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二）规划、建设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和设施；
（三）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有关活动场所的管理，对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活动场所应当严格控制；
（四）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作品，对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
（五）对保护未成年人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
（六）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七）讨论决定其他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省、地（市）、县（市、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乡（镇）、街道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领导，负责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六条 省、地（市）、县（市、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日常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序列。同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核定编制、提供办公条件。
第七条 公安、教育、劳动、文化、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以及其他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等社会团体有责任协助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八条 省、地（市）、县（市、区）可筹措基金，用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事业。鼓励集体、个人捐资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
（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二）注重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导他们积极向上，健康成长；
（三）保证未成年人接受国家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借口迫使他们中途辍学；
（四）制止未成年人观看、阅读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进入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
（五）关心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预防和制止其逃学、逃夜或擅自离家出走以及吸烟、酗酒、偷窃、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第十条 严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施行下列行为：
（一）歧视、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二）溺婴、弃婴；
（三）迫使未成年人外出乞讨、流浪；
（四）迫使未成年人当童工；
（五）强迫、诱骗未成年人订婚或结婚；
（六）教唆、纵容、包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七）其他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应执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课时和学业量的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未成年学生的课业负担。
第十二条 未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占用教学计划内的课时和文体活动时间；不得要求学生参加与教育无关的活动。
第十三条 学校和教师应倡导未成年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进入电子游戏机室、桌（台）球室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第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对学习有困难、品行有缺点和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学生，应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或放任不管。
第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禁止用罚款手段处罚未成年学生和儿童。
第十六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擅自停止未成年学生上学、上课。
学校非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责令未成年学生退学或开除其学籍。
第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和教师不得违反省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财政等部门的规定，向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收取费用。必须收取的费用，要出具合法、足额的收据；不出具的，家长和未成年学生、儿童有权拒付或向有关部门投诉。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必须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定期为未成年学生和儿童进行体检，并适时地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生理、心理卫生教育和社会生活指导。
学校要为未成年女学生指派生活指导员，指导员由女性教职员兼任。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供应未成年学生和儿童食品，应指定专人负责，防止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第二十条 学校、幼儿园应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进行安全教育，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对学校危房，各级人民政府应及时解决，防止和杜绝校舍倒塌造成伤亡事故的发生。禁止在危房中安排教学、集会、社会实践等活动。
第二十一条 各地（市）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工读学校，依法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改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归侨、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未成年子女在本省入学的，应给予照顾。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四条 省、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建立未成年人文化、科技活动中心；（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和文娱活动场所。
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第二十五条 文化宫、科技馆、体育馆、纪念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场所，在法定节日和寒暑假期间，对未成年人实行减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场所。
第二十六条 文化、工商等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周围营业性活动的管理，维护学校、幼儿园的正常秩序。
第二十七条 公安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和幼儿园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和查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八条 文化、广播电视、出版等部门应依法加强对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广告、文艺活动和其他文化产品的管理。对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作品和文艺活动，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宣扬恐怖、暴力及淫秽内容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九条 在中小学校周围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电子游戏机室和桌（台）球室。
第三十条 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ＯＫ演唱厅、电子游戏机室、桌（台）球室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必须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严禁未成年人进入。
前款所述场所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难以判明年龄和身份的入场者，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一条 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场所应设置禁止吸烟的标志。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让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卖艺活动。
除艺术、体育学校、国家专业艺术、体育团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收未成年人参加专业性的演出活动。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诱骗、唆使未成年人信仰宗教或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出售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及其他管制刀具。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童工，不得安排未成年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禁忌作业。
第三十六条 信托商店、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及个体商贩不得代售、收购未成年人寄售、出售的工业、建筑、交通、机电器材及其他贵重废旧物品。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三十七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应分别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理方式，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第三十八条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姓名、肖像、住所和单位。
第三十九条 对符合监外改造和所外教养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实行监外改造和所外教养，有关单位、家庭、学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相互配合，共同做好矫治工作。
第四十条 被免予起诉、免除刑事处分或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或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方面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教育、劳动部门及有关单位应依法予以保障。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案件时，应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由民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解除该非法婚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给予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退还款项；拒不改正的，可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工商、文化部门责令其立即停业，限期搬迁，不按期搬迁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由文化等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对主管负责人和责任人员予以警告，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工商部门对代售、收购者，视情节给予三千元以下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检举、控告，应及时受理，并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同时将处理决定告知有关当事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4月29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1994年11月21日
王 延 安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人脑量刑的失望和对量刑公正的渴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电脑量刑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们更应该思考人们对其寄予厚望的深层原因，加快法治改革的步伐，切实保障法官权威，努力提高法官素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关键词】电脑 量刑 公正
【Abstract】The advent of“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Computers”reflect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human brains and the eager to justice of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But it is only an auxiliary measure.We should take the inside cause of so much hope from the people into account , accellerate the pace of the justice reform, safeguard the dignity of the judges,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judges,realize the goal to be ruled by law.
【Key words】Computers Measurement of penalty Justice
据2006年8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06年3月开发研制出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几秒种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无独有偶。2007年3月，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全面论述了其“从1987年开始研究量刑公正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问题，经过16年的艰难探索，饱尝困惑与失败的痛苦，在部分博硕士研究生不同程度的参与下，终于攻克了被称为世界难题的量刑偏差，成功地完成了人工智能软件《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制，较好地实现了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使宣告刑具有可预测和重复验证性。”在赵廷光教授的《辅助良性系统》的研制报告中，称之为“解决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电脑量刑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既有欢欣鼓舞之声又有质疑讨伐之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声音中辨证地看待电脑量刑这一新生事物，更应该从其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量刑不公问题。
一，不同的声音。
1．赞成的。对于电脑量刑寄予重大期望的人认为其具有以下功能：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例如，“电脑量刑是信息化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客观要求。” “就规范化量刑而言，其利主要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小量刑上的随意性，防止因个人因素造成的量刑失衡问题。” “从电脑量刑的权力设计来看，法官放弃大多数的自由裁量权，只保留极小的一部分（量刑幅度不超过6个月），把履行公正的义务交给电脑判断，最大可能挤压缩小法官营私的空间。从审判效率来看，可以弥补法官人数法律素质的不足，在目前阶段法律教育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正好承担起补充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应是电脑量刑从技术支持上，所赋予审判民主的斑斓色彩。”
2 ．质疑者认为，电脑量刑无助于公正效率之实现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例如，有学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适应司法改革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却是完全背离了这一要求。” 季卫东教授认为，“假如这样的初级系统软件只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以及避免疏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真要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也有学者对电脑量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电脑量刑，本身就是违宪！
二、辨证看待电脑量刑。
1．电脑量刑的优点是，它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和外界不当干扰所出现的量刑严重不公的司法现状，满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渴望。首先，它有助于避免因法官素质而导致的量刑严重偏差，减少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重大差异的现象，实现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次，电脑量刑可以有限地排除外部力量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量刑程序中的暗箱操作,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
2．电脑量刑的缺点在于它的机械性有余而适应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不符合案件裁判的客观规律。研究电脑量刑的初衷是通过细化各种量刑情节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量刑的公正。而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具体案件的形形色色又决定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首先，法律的规定是有局限的。无论立法者考虑的多么周全，立法技术怎样完善，都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其次，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车”这个词，在不同年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量刑是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只有法官才是这一审判活动的主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只有根据职业理性，将具体案件与法律规定联系起来，才能作出适当的判决。同样是故意杀人，杀人动机有仇恨、嫉妒、愤怒、谋财等，杀人情节有一刀致命、连砍几十刀、或者焚尸匿迹等，被害人有生人、熟人、朋友、亲人等，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进行理性思考并基于社会生活经验作出判断。电脑量刑是建立在对法官不信任的基础上，它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也剥夺了法官的意志和理性。尽管可能暂时缓解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的现实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培养法官的惰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
三、电脑量刑背后的深层问题。
作为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并被寄于重大期望的新事物，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不容乐观的司法现状所催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强烈渴望。长期以来，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畸轻畸重，殉私枉法，超期羁押，甚至冤假错案，让人们对于法律的公正感到困惑与无奈，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形象。量刑不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审判人员素质不能公正，也有因受外界影响不愿或不敢公正。
1．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办案效率低下。“三盲院长”“舞女法官”，“法官打律师”等荒诞现象，也屡屡击中了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软肋。过去我们一直把法院作为专政机关，大量复员转业军人安置进入法院成为法官，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只是接受短期培训，难以适应事关剥夺公民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刑事审判工作。在实行法官资格以后，虽有改进，但在中级及以下法院，法官法律素质较低仍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据统计，到2002年，我国法官队伍（具有审判职称者）已有21万之巨，堪称世界之最，大约每6000人中便有一名法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大约11万人中有1名法官、日本4．3万人中有1名法官相比，我国法官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以人均办案数量来比较，美国法官每年的平均办案大约在300-400左右，几乎每人每天可以审结1个案件。而我国法官人均结案率是21件。 大量低素质法官决定了量刑不公的必然现实，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的长期有效性更能验证这一点。
2．司法不公，冤假错案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动摇了人们对法官判决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正量刑的期盼。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司法裁判不公而引起的大量申诉和上访，既增加了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消耗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坏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电脑量刑正好以其表面上的公正无私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
3．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倾向使法官和法院的审判独立难以保障。在法官管理上，一直沿用与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服从制度，法官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职称体系，如处级法官，科级法官。同时，法院内部的院长，庭长等对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享有制度化的干预权力，案件结果要经过领导层层把关。这种等级服从制度违反了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强化了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出现了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时先向上级请示的情形，使两审制流于形式。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地方化的必然恶果，因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必然要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于人的本性来说，对于人的生存权有控制权，等于对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四、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在于司法制度的改革。
1.真正提高法官素质。司法裁量的主体只能是人，是高素质的法官，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脑。正确量刑的前提是准确定罪。如果定罪不准，量刑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准确地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得出适当判断。例如，被告人张三因为某老板长期拖欠其工钱不给，就把老板八岁的儿子哄骗到外地。由于平时张某和小孩关系较好，经常给他买东西，小孩很愿意跟着。接着，张三打电话告诉老板要求付给工钱。老板说他的孩子正没人管，也不会给付工钱。后来，干脆电话也换了。张三没办法，只得领着孩子打工。直到有一天，公安人员在工地将其抓获。在本案中，张三行为的定性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公安机关依其构成绑架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其构成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张三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从表面看，这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规定：绑架罪的法定刑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高可处死刑，非法拘禁罪的最低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如果司法人员没有专门的法律职业技能，不能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无论电脑的功能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保证量刑的公正。至于像佘祥林等的冤假错案，就算电脑把刑期精确到了天数，也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在当今的中国，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远比改进电脑量刑系统软件技术更为紧迫。
2 .要逐步实现法官职业化，树立法官权威。人们选择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和实现正义的工具，体现了对文明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德国法学家所说：“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凭借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眼里，身穿猩红色法袍，头戴卷曲假发的法官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令人不无敬畏。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由行政长官兼理审判事务，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模式，致使我国的法官缺乏必要的权威，甚至沦为地方党政机关的 附庸。许多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的公正性缺乏必要的信赖，这也是颇具中国特色“执行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树立法官权威是否与我们提倡的反对人治实行法治相矛盾呢？我国学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法治国中法官权威是一种制度化权威，是法官个人人格的制度化，而不同于个人的权威。在法治社会中，法官权威不是指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指作为职业的权威。法官权威的基础是法官的独立。因为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权力最弱的一个。“在分权政府中，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司法部门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它两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反对其它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它两方面的侵犯。” 尽管我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但是西方长期的法治化历史经验和成熟的法治制度却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法官受制于政党或政府，听命于上司或上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适当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也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可，即使判决实际上并没有错误。无数经验表明，在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不当裁判极容易发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强调法官的独立地位 ，不但确立了法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地位，而且建立了包括不被随意免职、高薪等身份保障制度。德国一学者曾对法官独立的内容列举了八项：第一，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之各种势力；第二，独立于上级机关；第三，独立于政府；第四，独立于议会；第五，独立于政党；第六，独立于新闻；第七，独立于国民之声望；第八，独立于自我、偏见及激情。 在当前的中国，影响法官独立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内部和党委的干预 。如何通过司法制度改革，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正确理顺法官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确保法官意志不变成长官意志、法律不沦为权力的工具，从而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有保障。
结语：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当前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量刑不公问题的强烈不满，从对人脑量刑的失望转向电脑量刑公正的无限期待。电脑量刑尽管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切不可本末倒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 、量刑软件的开发研制可以比司法制度的改革更紧迫更能保证法律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文显、信春鹰、孙谦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赵廷光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1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保护的未成年人是指居住或临时进入本省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家庭和公民的共同责任。
未成年人应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第四条 省、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一）研究、规划、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二）规划、建设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和设施；
（三）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有关活动场所的管理，对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活动场所应当严格控制；
（四）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作品，对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
（五）对保护未成年人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
（六）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七）讨论决定其他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省、地（市）、县（市、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乡（镇）、街道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领导，负责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六条 省、地（市）、县（市、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日常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序列。同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核定编制、提供办公条件。
第七条 公安、教育、劳动、文化、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以及其他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等社会团体有责任协助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八条 省、地（市）、县（市、区）可筹措基金，用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事业。鼓励集体、个人捐资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
（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二）注重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导他们积极向上，健康成长；
（三）保证未成年人接受国家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借口迫使他们中途辍学；
（四）制止未成年人观看、阅读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进入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
（五）关心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预防和制止其逃学、逃夜或擅自离家出走以及吸烟、酗酒、偷窃、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第十条 严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施行下列行为：
（一）歧视、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二）溺婴、弃婴；
（三）迫使未成年人外出乞讨、流浪；
（四）迫使未成年人当童工；
（五）强迫、诱骗未成年人订婚或结婚；
（六）教唆、纵容、包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七）其他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应执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课时和学业量的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未成年学生的课业负担。
第十二条 未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占用教学计划内的课时和文体活动时间；不得要求学生参加与教育无关的活动。
第十三条 学校和教师应倡导未成年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进入电子游戏机室、桌（台）球室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第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对学习有困难、品行有缺点和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学生，应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或放任不管。
第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禁止用罚款手段处罚未成年学生和儿童。
第十六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擅自停止未成年学生上学、上课。
学校非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责令未成年学生退学或开除其学籍。
第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和教师不得违反省教育主管部门和物价、财政等部门的规定，向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收取费用。必须收取的费用，要出具合法、足额的收据；不出具的，家长和未成年学生、儿童有权拒付或向有关部门投诉。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必须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定期为未成年学生和儿童进行体检，并适时地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生理、心理卫生教育和社会生活指导。
学校要为未成年女学生指派生活指导员，指导员由女性教职员兼任。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供应未成年学生和儿童食品，应指定专人负责，防止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第二十条 学校、幼儿园应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进行安全教育，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对学校危房，各级人民政府应及时解决，防止和杜绝校舍倒塌造成伤亡事故的发生。禁止在危房中安排教学、集会、社会实践等活动。
第二十一条 各地（市）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工读学校，依法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而又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改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归侨、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未成年子女在本省入学的，应给予照顾。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四条 省、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建立未成年人文化、科技活动中心；（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和文娱活动场所。
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第二十五条 文化宫、科技馆、体育馆、纪念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场所，在法定节日和寒暑假期间，对未成年人实行减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场所。
第二十六条 文化、工商等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周围营业性活动的管理，维护学校、幼儿园的正常秩序。
第二十七条 公安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和幼儿园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和查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八条 文化、广播电视、出版等部门应依法加强对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广告、文艺活动和其他文化产品的管理。对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作品和文艺活动，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宣扬恐怖、暴力及淫秽内容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九条 在中小学校周围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电子游戏机室和桌（台）球室。
第三十条 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ＯＫ演唱厅、电子游戏机室、桌（台）球室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必须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严禁未成年人进入。
前款所述场所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难以判明年龄和身份的入场者，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三十一条 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场所应设置禁止吸烟的标志。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让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卖艺活动。
除艺术、体育学校、国家专业艺术、体育团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收未成年人参加专业性的演出活动。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诱骗、唆使未成年人信仰宗教或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出售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及其他管制刀具。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童工，不得安排未成年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禁忌作业。
第三十六条 信托商店、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及个体商贩不得代售、收购未成年人寄售、出售的工业、建筑、交通、机电器材及其他贵重废旧物品。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三十七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应分别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理方式，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第三十八条 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姓名、肖像、住所和单位。
第三十九条 对符合监外改造和所外教养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实行监外改造和所外教养，有关单位、家庭、学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相互配合，共同做好矫治工作。
第四十条 被免予起诉、免除刑事处分或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或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方面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教育、劳动部门及有关单位应依法予以保障。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案件时，应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由民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解除该非法婚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给予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退还款项；拒不改正的，可对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工商、文化部门责令其立即停业，限期搬迁，不按期搬迁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由文化等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对主管负责人和责任人员予以警告，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工商部门对代售、收购者，视情节给予三千元以下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检举、控告，应及时受理，并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同时将处理决定告知有关当事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4月29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1994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