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0:15:57 浏览:9927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6年5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赖亚力大使和苏常驻联合国大使海德韦勒大使在纽约签署。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通过特派代表在纽约的会晤，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两国政府确认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并认为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苏里南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根据它们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惯例，互相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里南共和国
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 常驻联合国代表
赖亚力·亨里克斯·海德韦勒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纽约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案情
2010年12月9日中午，李某(女，21岁)因所乘坐的出租车在市内交通干道上发生小型交通事故，手臂皮肤被擦伤，回去后告诉其男朋友董某。董某遂带四名男子赶到事故地点，待交警处理事故完毕离开后，董某称自己的女朋友刚才乘坐该出租车受伤，要求司机(在事故中未受伤)支付一万元赔偿款“私了”，五人还对司机拳打脚踢。司机不敢还手，辩解说自己没钱，是替别人打工的。经讨价还价，双方谈好6000元“私了”。司机给车主打电话详细地介绍了事件经过并请求车主送6000元来“解围”，车主赶来向董某等五人支付了6000元。五人离开，将6000元挥霍一空，未交给李某。司机和车主报警，遂案发。公安机关对出租车司机未作伤情鉴定。
分歧
关于本案的定性，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定故意伤害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定抢劫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定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
评析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即本案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董某因女友乘坐出租车受伤而带四人对司机实施暴力并索要赔偿款，系过度维权，因其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严重而构成犯罪，但不同于自救犯罪。聚众斗殴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所谓公共秩序，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公共场所的秩序，而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各项共同生活的规则、秩序，在实际生活中，聚众斗殴犯罪可以是在公共场所，例如在公园、影剧院中，也可以是发生在较僻静的私人场所。因此，无论是在何种场所进行聚众斗殴犯罪活动，均应视为侵犯了公共秩序。聚众斗殴犯罪往往同时会造成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结果。但是，其所侵犯的主要不是特定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公私财物，而是用聚众斗殴行为向整个社会挑战，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公然藐视法纪和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就是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1.本案应定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
第一，五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公安机关未对司机作伤情鉴定，而且现已丧失做鉴定的条件，应当认为不构成轻伤，更不构成重伤。从常理上看，很可能是当时司机伤情明显偏轻，以致公安机关认为无必要做鉴定。将五人殴打司机的行为，若评价为共同故意伤害，因缺少轻伤以上结果而不成立；若评价为聚众斗殴，因缺少重伤结果而不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此外，即使构成故意伤害罪，这种观点未对五人索要6000元的行为进行评价，亦显属不当。
第二，五人的行为也不构成抢劫罪。本案中五人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得财物，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看似已构成抢劫罪既遂，细研则不然。五人如果有抢劫的故意，完全能够把司机身上和车内的财物掠走，甚至再抢走车主的财物。五人实施暴力的强度和内容明显弱于该情形下以抢劫为目的而实施的暴力，目的不是为了制服司机的反抗，而是迫使司机接受其索赔数额。五人对司机拳打脚踢起因是过度维权，既有报复出气、得理不饶人的因素，也有作为一种谈判手段的因素。司机可以与五人讨价还价，对于是否同意对方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一定的自主权，意志相对自由。司机向车主打电话告知此事，五人未加阻拦，甚至持支持态度，可见五人的目的是索要高额赔偿，不同于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强取公私财物。不难看出，五人对索要6000元的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产生了错误，未意识到已构成犯罪，以为只是要价较高(显失公平)而已。从全案看，认定五人在抵达现场之前就有索要钱财并殴打司机的故意比较符合实际，不宜认为五人因索要高额赔偿款未得到满足而殴打司机，或者索要高额赔偿款是在殴打过程中另起犯意。董某等五人“扣押”司机和出租车的行为，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不同于非法拘禁、劫持或者绑架行为。五人并非利用车主对司机的安危产生担忧而向车主索要钱财，明显不构成绑架罪。可见，五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更不构成绑架罪。
第三，五人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本案中，董某一方多达五人，在市内交通干道上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公共交通秩序，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属“聚众斗殴”的类型。其中，董某是首要分子，另外四人虽然参加，但情节显著轻微，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不宜认定为积极参加者。也即，本案中聚众斗殴罪只处罚董某，对另外四人不宜以聚众斗殴罪起诉。
第四，五人的行为还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董某是主犯，另外四人是从犯。敲诈勒索是使用暴力、胁迫手段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然后处分财产，进而使行为人取得财产。敲诈勒索罪可以包括一定的暴力行为。这里的“暴力”，应限于比较轻微的暴力，不能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一般认为，处分财产者必须是被胁迫者。表面上看，本案中处分财产者是车主，而不是被胁迫的司机，似乎不满足这一要求。其实，车主的意志受胁迫的程度相当轻微。司机让车主向五人支付6000元与让家人或朋友赶来向五人支付6000元应无差异，宜认为支付6000元的主体是司机，即司机的财产权被侵害，而非车主的财产权被侵害。五人对于勒索钱财持概括故意，至于由司机出钱还是由他人出钱在所不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已于2013年4月27日失效)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本案中董某等五人索要6000元，显然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至于这一非法占有目的是产生于抵达现场之前，还是殴打司机之时，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也无甚意义。五人未将索要来的6000元交给李某而是挥霍一空，可以进一步佐证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如果事后五人将6000元交给李某，也不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只不过可以作为重要的量刑信息。
第五，应当对董某数罪并罚。关于区分罪数的标准，存在法益说(结果说)、犯意说(主观说、意思说)、构成要件说、个别化说，其中构成要件说是我国的通说。如前所述，董某等五人的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其实，五人可以只索要合理数额的赔偿款(如300元左右)而不实施殴打行为——不构成犯罪；只索要高额赔偿款而不实施殴打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殴打而不索要赔偿款或者只索要合理数额——构成聚众斗殴罪。本案中，五人殴打他人和索要钱财这两种行为同时实施，难以区分主行为和从行为、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事实上，两种行为都是目的行为，都是主行为、结果行为。索要6000元钱的行为与聚众斗殴行为，不存在吸收、牵连关系，也不是想象竞合犯关系；虽然存在结合关系，但并非结合犯，貌似一罪实为数罪。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对董某数罪并罚。
2.从民事法律角度看本案关联纠纷彻底化解
本案还涉及四个民事法律问题：一是，车主向董某支付6000元后，车主与司机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是，该6000元的所有权属车主？属司机？属董某？五人共同共有？属李某？三是，车主或司机能否索回6000元？若可以，应向何人索要？四是，李某所受人身损害应如何救济？笔者认为，该6000元系车主代司机向董某等五人支付，故车主与司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但可以与车主应承担的雇主责任抵消部分。该6000元又是董某等五人犯罪所得赃款，五人和李某对其均不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所有权应属司机。司机可以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要求五人赔偿该6000元，五人应向司机赔偿6000元，并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某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切实做好农资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
工商市字〔2012〕 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按照总局的统一部署，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深入开展了“2012红盾护农”行动，依法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保障了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受到了农民群众欢迎。但是一些地方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群众时有反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当前正值“三夏”时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总结“春季打假百日行动”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不断推进红盾护农效能建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农资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保证。各级工商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履职尽责意识，把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作为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措施，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切实把农资市场监管和农资打假工作抓紧、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确保农民买到放心农资，全力以赴服务我国粮食生产“九连丰”。
二、突出重点，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
各地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要突出重点地区，把省际间的毗邻地区、农资案件高发区、粮食主产区作为检查重点，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行动，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不留死角。要突出重点品种，把复混肥、复合肥、掺混肥、钾肥、磷肥、尿素等农业生产必需的农资作为检查重点，对发现的不合格农资要及时下架、退市，把不合格的农资清除出市场。要突出重大案件，把影响面大、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作为重点，采取挂牌督办、跟踪督办、联合查办等方式，追根溯源、一查到底；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各地要以开展肥料打假专项行动为重点，严厉查处有效含量不足、“傍名牌”行为以及虚假表示等违法行为。一要严查偷减养分、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劣质肥料；二要严查利用境外虚假登记的企业名称并以委托加工、授权使用、监制等名义或国产肥料冒充进口肥的行为；三要严查标识不规范、虚假标识、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四要严查利用对商品名称、产地、质量、商标虚假表示或 “傍名牌”等手段，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五要严查以科技下乡、新品种试验、订单农业、肥料直销等名义，无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肥料的违法行为。
三、严肃纪律，认真落实红盾护农各项工作措施
各地要加强对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行政指导，综合运用教育、调解、建议、提示、规劝、警示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质量第一责任人责任，引导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一要督促农资市场开办者审验入场经营者资格，强化责任意识。二要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督促经营者查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检验报告等，严把农资进货质量关，防止不合格农资商品流入市场。三要落实购销台账制度，按照《农资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督促经营者严格执行购销台账制度，详细记录商品名称、商标、规格、数量、来源、去向等内容，努力实现可追溯监管。四要引导经营者认真履行质量承诺，主动向农民提供销售凭证，配合工商机关调解农资消费纠纷，营造和谐消费环境。
各级工商机关要根据属地监管原则，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的作用，全面落实农资市场监管责任。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健全农资市场监管领导责任制，强化对红盾护农工作的督导检查和绩效考核。要按照网格化监管的要求，明确监管责任片区，定岗、定员、定责，把红盾护农的各项工作制度细化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责任到位，职责分明。
四、创新手段，为全面推广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工作打好基础
各级工商机关要按照总局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前期准备工作。各地要以信息化手段整合工商机关农资市场监管职能，进一步提升农资市场监管效能。要立足各地已有的综合业务系统，通过市场巡查和检查，及时采集、掌握、更新辖区内市场开办者、经营者登记信息和所经营的农资商品通用名称、生产厂家、商标等情况，实现对农资市场主体、经营商品、信用状况和案件查处等信息的实时查询、统计汇总和分析应用，及时发现问题，通报违法案件，发布警示信息，开展专项执法，促进区域之间、条线之间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联动，增强农资市场监管执法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预见性。今年下半年，总局将在总结、完善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试点省工商局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工作。
五、加强宣传，努力提高农民群众自我维权保护能力
各地要强化对农民群众识假、防假的维权服务和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群众自我维权和保护能力。要积极提醒农民群众到正规经营店购买农资，提示农民群众留心查验经营者证照、索要购物凭证、查看产品、保存样品等，要引导农民群众理性选择农资，不要购买走村串户的游贩销售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农资商品，以免上当受骗。
六、强化维权，及时解决因农资消费引发的投诉
各地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措施，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及时依法受理和处理有关申诉举报，大力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方便农民消费者就近投诉，就近解决消费纠纷。各地要完善农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信息采集、投诉受理、纠纷调解、案件查处和跟踪督办相结合的行政执法网络。对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一般性申（投）诉，要及时进行调解和处理；对发现的违法经营行为线索，要依法、从快查处，并及时向申（投）诉人反馈；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因农资消费引发的群体性投诉，切实促进和谐消费，维护社会稳定。
七、加强沟通，形成监管执法合力
各级工商机关要切实加强地区间工作信息沟通和协调，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跨地区、跨省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通报管辖地工商机关。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在职责范围内开展监管执法和质量监测工作，发现超出工商机关职责范围的案件，要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农资市场监管中发现的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2010年12月9日中午，李某(女，21岁)因所乘坐的出租车在市内交通干道上发生小型交通事故，手臂皮肤被擦伤，回去后告诉其男朋友董某。董某遂带四名男子赶到事故地点，待交警处理事故完毕离开后，董某称自己的女朋友刚才乘坐该出租车受伤，要求司机(在事故中未受伤)支付一万元赔偿款“私了”，五人还对司机拳打脚踢。司机不敢还手，辩解说自己没钱，是替别人打工的。经讨价还价，双方谈好6000元“私了”。司机给车主打电话详细地介绍了事件经过并请求车主送6000元来“解围”，车主赶来向董某等五人支付了6000元。五人离开，将6000元挥霍一空，未交给李某。司机和车主报警，遂案发。公安机关对出租车司机未作伤情鉴定。
分歧
关于本案的定性，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定故意伤害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定抢劫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定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
评析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即本案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董某因女友乘坐出租车受伤而带四人对司机实施暴力并索要赔偿款，系过度维权，因其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严重而构成犯罪，但不同于自救犯罪。聚众斗殴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所谓公共秩序，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公共场所的秩序，而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各项共同生活的规则、秩序，在实际生活中，聚众斗殴犯罪可以是在公共场所，例如在公园、影剧院中，也可以是发生在较僻静的私人场所。因此，无论是在何种场所进行聚众斗殴犯罪活动，均应视为侵犯了公共秩序。聚众斗殴犯罪往往同时会造成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结果。但是，其所侵犯的主要不是特定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公私财物，而是用聚众斗殴行为向整个社会挑战，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公然藐视法纪和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就是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1.本案应定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
第一，五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公安机关未对司机作伤情鉴定，而且现已丧失做鉴定的条件，应当认为不构成轻伤，更不构成重伤。从常理上看，很可能是当时司机伤情明显偏轻，以致公安机关认为无必要做鉴定。将五人殴打司机的行为，若评价为共同故意伤害，因缺少轻伤以上结果而不成立；若评价为聚众斗殴，因缺少重伤结果而不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此外，即使构成故意伤害罪，这种观点未对五人索要6000元的行为进行评价，亦显属不当。
第二，五人的行为也不构成抢劫罪。本案中五人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得财物，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看似已构成抢劫罪既遂，细研则不然。五人如果有抢劫的故意，完全能够把司机身上和车内的财物掠走，甚至再抢走车主的财物。五人实施暴力的强度和内容明显弱于该情形下以抢劫为目的而实施的暴力，目的不是为了制服司机的反抗，而是迫使司机接受其索赔数额。五人对司机拳打脚踢起因是过度维权，既有报复出气、得理不饶人的因素，也有作为一种谈判手段的因素。司机可以与五人讨价还价，对于是否同意对方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一定的自主权，意志相对自由。司机向车主打电话告知此事，五人未加阻拦，甚至持支持态度，可见五人的目的是索要高额赔偿，不同于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强取公私财物。不难看出，五人对索要6000元的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产生了错误，未意识到已构成犯罪，以为只是要价较高(显失公平)而已。从全案看，认定五人在抵达现场之前就有索要钱财并殴打司机的故意比较符合实际，不宜认为五人因索要高额赔偿款未得到满足而殴打司机，或者索要高额赔偿款是在殴打过程中另起犯意。董某等五人“扣押”司机和出租车的行为，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不同于非法拘禁、劫持或者绑架行为。五人并非利用车主对司机的安危产生担忧而向车主索要钱财，明显不构成绑架罪。可见，五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更不构成绑架罪。
第三，五人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本案中，董某一方多达五人，在市内交通干道上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公共交通秩序，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属“聚众斗殴”的类型。其中，董某是首要分子，另外四人虽然参加，但情节显著轻微，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不宜认定为积极参加者。也即，本案中聚众斗殴罪只处罚董某，对另外四人不宜以聚众斗殴罪起诉。
第四，五人的行为还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董某是主犯，另外四人是从犯。敲诈勒索是使用暴力、胁迫手段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然后处分财产，进而使行为人取得财产。敲诈勒索罪可以包括一定的暴力行为。这里的“暴力”，应限于比较轻微的暴力，不能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一般认为，处分财产者必须是被胁迫者。表面上看，本案中处分财产者是车主，而不是被胁迫的司机，似乎不满足这一要求。其实，车主的意志受胁迫的程度相当轻微。司机让车主向五人支付6000元与让家人或朋友赶来向五人支付6000元应无差异，宜认为支付6000元的主体是司机，即司机的财产权被侵害，而非车主的财产权被侵害。五人对于勒索钱财持概括故意，至于由司机出钱还是由他人出钱在所不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已于2013年4月27日失效)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本案中董某等五人索要6000元，显然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至于这一非法占有目的是产生于抵达现场之前，还是殴打司机之时，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也无甚意义。五人未将索要来的6000元交给李某而是挥霍一空，可以进一步佐证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如果事后五人将6000元交给李某，也不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只不过可以作为重要的量刑信息。
第五，应当对董某数罪并罚。关于区分罪数的标准，存在法益说(结果说)、犯意说(主观说、意思说)、构成要件说、个别化说，其中构成要件说是我国的通说。如前所述，董某等五人的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其实，五人可以只索要合理数额的赔偿款(如300元左右)而不实施殴打行为——不构成犯罪；只索要高额赔偿款而不实施殴打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殴打而不索要赔偿款或者只索要合理数额——构成聚众斗殴罪。本案中，五人殴打他人和索要钱财这两种行为同时实施，难以区分主行为和从行为、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事实上，两种行为都是目的行为，都是主行为、结果行为。索要6000元钱的行为与聚众斗殴行为，不存在吸收、牵连关系，也不是想象竞合犯关系；虽然存在结合关系，但并非结合犯，貌似一罪实为数罪。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对董某数罪并罚。
2.从民事法律角度看本案关联纠纷彻底化解
本案还涉及四个民事法律问题：一是，车主向董某支付6000元后，车主与司机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是，该6000元的所有权属车主？属司机？属董某？五人共同共有？属李某？三是，车主或司机能否索回6000元？若可以，应向何人索要？四是，李某所受人身损害应如何救济？笔者认为，该6000元系车主代司机向董某等五人支付，故车主与司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但可以与车主应承担的雇主责任抵消部分。该6000元又是董某等五人犯罪所得赃款，五人和李某对其均不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所有权应属司机。司机可以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要求五人赔偿该6000元，五人应向司机赔偿6000元，并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某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关于进一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切实做好农资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切实做好农资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
工商市字〔2012〕 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按照总局的统一部署，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深入开展了“2012红盾护农”行动，依法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保障了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受到了农民群众欢迎。但是一些地方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群众时有反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当前正值“三夏”时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总结“春季打假百日行动”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不断推进红盾护农效能建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农资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保证。各级工商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履职尽责意识，把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作为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措施，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切实把农资市场监管和农资打假工作抓紧、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确保农民买到放心农资，全力以赴服务我国粮食生产“九连丰”。
二、突出重点，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
各地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销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要突出重点地区，把省际间的毗邻地区、农资案件高发区、粮食主产区作为检查重点，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行动，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力度，不留死角。要突出重点品种，把复混肥、复合肥、掺混肥、钾肥、磷肥、尿素等农业生产必需的农资作为检查重点，对发现的不合格农资要及时下架、退市，把不合格的农资清除出市场。要突出重大案件，把影响面大、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作为重点，采取挂牌督办、跟踪督办、联合查办等方式，追根溯源、一查到底；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各地要以开展肥料打假专项行动为重点，严厉查处有效含量不足、“傍名牌”行为以及虚假表示等违法行为。一要严查偷减养分、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劣质肥料；二要严查利用境外虚假登记的企业名称并以委托加工、授权使用、监制等名义或国产肥料冒充进口肥的行为；三要严查标识不规范、虚假标识、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四要严查利用对商品名称、产地、质量、商标虚假表示或 “傍名牌”等手段，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五要严查以科技下乡、新品种试验、订单农业、肥料直销等名义，无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肥料的违法行为。
三、严肃纪律，认真落实红盾护农各项工作措施
各地要加强对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行政指导，综合运用教育、调解、建议、提示、规劝、警示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质量第一责任人责任，引导农资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一要督促农资市场开办者审验入场经营者资格，强化责任意识。二要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督促经营者查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检验报告等，严把农资进货质量关，防止不合格农资商品流入市场。三要落实购销台账制度，按照《农资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督促经营者严格执行购销台账制度，详细记录商品名称、商标、规格、数量、来源、去向等内容，努力实现可追溯监管。四要引导经营者认真履行质量承诺，主动向农民提供销售凭证，配合工商机关调解农资消费纠纷，营造和谐消费环境。
各级工商机关要根据属地监管原则，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的作用，全面落实农资市场监管责任。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健全农资市场监管领导责任制，强化对红盾护农工作的督导检查和绩效考核。要按照网格化监管的要求，明确监管责任片区，定岗、定员、定责，把红盾护农的各项工作制度细化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责任到位，职责分明。
四、创新手段，为全面推广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工作打好基础
各级工商机关要按照总局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前期准备工作。各地要以信息化手段整合工商机关农资市场监管职能，进一步提升农资市场监管效能。要立足各地已有的综合业务系统，通过市场巡查和检查，及时采集、掌握、更新辖区内市场开办者、经营者登记信息和所经营的农资商品通用名称、生产厂家、商标等情况，实现对农资市场主体、经营商品、信用状况和案件查处等信息的实时查询、统计汇总和分析应用，及时发现问题，通报违法案件，发布警示信息，开展专项执法，促进区域之间、条线之间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联动，增强农资市场监管执法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预见性。今年下半年，总局将在总结、完善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试点省工商局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农资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工作。
五、加强宣传，努力提高农民群众自我维权保护能力
各地要强化对农民群众识假、防假的维权服务和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群众自我维权和保护能力。要积极提醒农民群众到正规经营店购买农资，提示农民群众留心查验经营者证照、索要购物凭证、查看产品、保存样品等，要引导农民群众理性选择农资，不要购买走村串户的游贩销售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农资商品，以免上当受骗。
六、强化维权，及时解决因农资消费引发的投诉
各地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措施，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及时依法受理和处理有关申诉举报，大力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方便农民消费者就近投诉，就近解决消费纠纷。各地要完善农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信息采集、投诉受理、纠纷调解、案件查处和跟踪督办相结合的行政执法网络。对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一般性申（投）诉，要及时进行调解和处理；对发现的违法经营行为线索，要依法、从快查处，并及时向申（投）诉人反馈；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因农资消费引发的群体性投诉，切实促进和谐消费，维护社会稳定。
七、加强沟通，形成监管执法合力
各级工商机关要切实加强地区间工作信息沟通和协调，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跨地区、跨省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通报管辖地工商机关。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在职责范围内开展监管执法和质量监测工作，发现超出工商机关职责范围的案件，要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农资市场监管中发现的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