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2001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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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2001年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合同监督管理条例
颁布机构: 甘肃省人大常委员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二00一年六月二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经济合同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订立或者履行的合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监督管理合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合同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传合同管理的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加强自身合同的管理。进行合同知识培训，组织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二）指导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合同管理制度，指导合同订立和监督合同履行；
（三）监制、制定和管理合同示范文本；
（四）监督管理合同格式条款；
（五）办理合同鉴证、备案和抵押物登记；
（六）依法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
（七）调解合同纠纷；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合同，督促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合同管理制度，调解合同纠纷。
第四条 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订立和履行合同的审批、登记、检查、考核、统计和档案等制度，加强对本单位合同的管理。
第五条 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备合法主体资格，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委托他人代理订立合同，应当出具委托书。
第六条 当事人订立书面合同，可以使用或者参照使用国家制发的合同示范文本。国家未规定统一格式的，合同条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合同示范文本的监制、发放和工本费的收取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销售。
第七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得以优势地位作出对对方当事人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格式条款是合同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商业广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凭证、单据等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和前款规定的，视为格式条款。
第八条 格式条款不得含有免除或者限制自身责任，扩大自身权利，加重合同对方当事人责任，排除合同对方当事人权利的内容。
因特殊情况，格式条款含有免除或者限制自身责任内容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在合同订立前，用清晰、明白的语言或者文字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店堂告示、通知、声明等还应当在醒目位置张贴公布。
第九条 下列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在订立合同前将合同文本报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１）房屋买卖、转让、租赁合同；
（２）物业管理合同；
（３）旅游合同；
（４）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５）邮政、电信合同；
（６）省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备案的其他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
经备案的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文本，其格式条款的内容需要变更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将变更后的合同文本重新报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合同格式条款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合同时，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如实提供本单位订立、履行合同的情况和资料。
第十一条 合同鉴证实行自愿原则。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必须鉴证的合同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合同鉴证，由合同订立地、履行地或者当事人一方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当事人提请鉴证的合同及有关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准确。合同当事人隐瞒真实情况骗取鉴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撤销鉴证。
经过鉴证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履行；不履行合同又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应当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处理。
第十三条 企业财产抵押合同的登记管理，按照国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招标投标、拍卖和各类展销会、交易会、订货会等订立、履行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因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因当事人一方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使另一方遭受经济损失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违法当事人予以赔偿，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当事人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与他人订立或者履行合同：
（一）伪造合同或者虚构合同主体或者盗用、假冒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
（二）为他人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提供营业执照、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证明、函件和银行账户的；
（三）无履约能力或者夸大履约能力，采取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在获取合同约定的价款、酬金或者货物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又不退还对方当事人价款、酬金（含利息）或者货物的；
（四）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预付款、材料款或者拒不支付加工费的；
（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订立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订立合同的；
（七）以提供优惠合作（合伙、联营、加工）条件为名，通过合同推销假冒伪劣产品或者高价购进有关设备，损害合作方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八）挥霍或者低价销售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九）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处理抵押物品后，逃避担保责任的；
（十）订立使对方当事人根本无法履行的合同的；
（十一）采用其他欺诈手段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
第十八条 当事人不得采用下列手段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一）通过贿赂订立、履行合同骗取资产的；
（二）通过合资、合作或者联营合同，无偿或者未经评估低价占有国有资产的；
（三）利用合同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商品的；
（四）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国家任务和国家订货合同的；
（五）利用合同非法转让、转包、转租资产，牟取非法收入的；
（六）通过合同非法改变资产所有权的；
（七）其他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下列职责：
（一）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合同的发票、账册、凭证、业务函电和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二）先行登记保存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及财物；
（三）通知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当事人在金融机构相应的存款和票据；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时，公安、邮政、电信、交通、金融等有关部门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有关企业和个人订立合同时需要了解签约对方的主体资格和资信情况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
第二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设立合同管理社会团体，为会员提供指导和服务。
合同管理社会团体，应当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二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
调解成立的，双方当事人应当签署调解协议或者订立新的合同；调解不成立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行业内的合同争议进行调解。
第二十四条 对在合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对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揭发。对检举揭发人给予保护。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缴销毁其擅自印制、销售的合同文本，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物资，处以物资等值百分之二十以下罚款。还可以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检查证件，并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合同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因工作失误，导致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予以鉴证或者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文本予以备案的；
（二）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未按规定及时将涉嫌刑事犯罪的合同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
（五）索取、收受贿赂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有上述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通知
各行署，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名牌产品管理办法》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名牌产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名牌产品的管理，确保争创名牌产品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引导企业走向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的决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争创名牌产品活动及其监督管理名牌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单位），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经贸委”）主管全区名牌产品，负责全区名牌产品争创活动的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和指导协调工作。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争创自治区名牌产品的单位，在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的立项及资金、能源、交通运输安排上予以优先；在招商引资、出口贸易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五条 自治区的名牌产品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评定，其他任何单位均不得进行名牌产品的评选活动。
第六条 禁止假冒名牌产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名牌产品的义务和检举、揭发假冒名牌产品行为的权利。
第二章 申 报
第七条 自治区名牌产品的申报，遵循单位自愿的原则。
第八条 凡生产符合下列条件产品的单位，均可申报自治区名牌产品。
（一）产品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内先进标准，质量达到或者接近同时代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或者自治区同类产品中占有领先地位；
（二）产品具有一定知名度，市场占有率高，商标经核准注册，已连续使用两年以上；
（三）单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和经营规模，且产品产量、销售量大，品种规格齐全，属于自治区主导产品或者重点产品；
（四）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在国家、自治区或者行业组织的抽查中，产品质量连续三年保持合格的。
符合前项条件，又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可以优先申报自治区名牌产品：
（一）出口创汇率高；
（二）采用了高新技术；
（三）附加值高；
（四）有民族或者地方特色。
第九条 凡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可以通过自愿协商，联合申报自治区名牌产品。
联合申报名牌产品的单位应当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签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经国家商标局公告，采用同一注册商标。
第十条 申报单位在申报自治区名牌产品时，应当制定下一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规划。
第十一条 自治区名牌产品的申报程序：
（一）由申报单位填写《宁夏名牌产品申请表》（一式五份），同下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规划，于当年六月三十日前报送单位主管部门；
（二）经单位主管部门汇总，提出本部门名牌产品推荐名单，同下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规划，于当年七月三十日前报送行业主管部门；
（三）行业主管部门对推荐名单进行审查，将审查意见和下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规划，于当年八月三十日前报送自治区经贸委。
申报单位无主管部门的，可以直接向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申报。
《宁夏名牌产品申请表》由自治区经贸委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 单位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申报单位有关质量管理状况进行审查；申报单位应当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
第三章 评审鉴定
第十三条 自治区设立“自治区名牌战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自治区名牌产品的评审鉴定工作。
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经贸委，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第十四条 自治区名牌产品评审鉴定程序：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审查意见和本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计划，审定本年度争创名牌产品名单（以下简称名单）；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对名单所列产品的商标注册、用户及消费者意见、质量状况、标准执行水平以及出口检验与情况进行全面评价，提出审查意见；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有关部门的评价及审查意见，提出初选名单，报送领导小组进行审定；
（四）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自治区名牌产品，应当在《宁夏日报》公布，广泛征求用户及消费者的意见；如意见较多时，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提请领导小组进行复审。
前款所列评审鉴定工作，应当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结束。
第十五条 经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自治区名牌产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宁夏名牌产品”称号（以下简称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称号有效期限为三年；有效期满后，单位可以重新进行申报。
“宁夏名牌产品”名单由自治区经贸委进行公告。
第十六条 凡获得称号的单位，可以在产品包装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相应标志和称号。
第十七条 凡未被审定通过的产品，可以列入下年度争创名牌产品规划。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在产品称号有效期限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外），由单位主管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限期未整改或者经整改仍不符合标准，经领导小组审查，报自治区政府批准后，由自治区经贸委公告，取消其称号，并收回荣誉证书和奖
牌。
（一）因产品质量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二）经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的；
（三）用户及消费者投诉意见较多的。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名牌产品评审鉴定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生产单位弄虚作假，骗取名牌产品称号，侵害用户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4月8日
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是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尚存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对其适用范围更是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应当予以完善而不是废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杜绝变相加刑。
【关键词】上诉、上诉不加刑、被告人、理论基础、适用范围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our country’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 is a common princi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roblems about this principle. It goes against the tri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that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ppeal is weakened and it comes be invain. Therefore,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perfected. This paper tries to do the work and suggests tha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adopted in our judicial practice, and any aggravating punishment that against the law must be prohibited.
Key words: Appeal,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defendant, The base of Theory, The Range of Practice
前言
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中引申出来的，该原则的本质和基本含义是，对于只有为被告人利益请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的判决不得将被告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它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5条规定，“审理被告人或民事负责人的上诉时，法院不得使上诉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规定，“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他的利益由检察院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提出了上诉的时候，对于被声明不服的判决在法律对行为的处分种类、刑度方面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402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禁止变更为不利，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处罚。”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被撤消的，人民法院第二次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刑罚。”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该原则也被称之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体现。但是，由于第二审案件在案件类型、所判罪名、刑种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复杂性，加上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规定得比较简单，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较大的分歧[1]。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诉不加刑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其规定，对上诉不加刑的要求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如“不加刑”的范围、“上诉”的含义、“不加刑”的效力范围等[2]。但是，从理论上看，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乃至理论上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一些方面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本文首先通过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历史发展进行简要叙述，阐明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其次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作些许探讨，并提出个人浅见。
1 历史发展
1.1 在外国的历史发展
上诉不加刑原则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它的目的是使被告人能够毫无顾虑地行使上诉权，保证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会由于上诉而更加恶劣。这一原则同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中或者不许上诉，或者因上诉而招致更重的刑罚等公开专横的制度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先后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英美法系的国家采用这一原则较迟。在英国，直到1907年才通过了一个有关对刑事判决提起上诉的程序的法律，即《1907年刑事上诉法》。该法没有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规定：被告人对判决提出上诉时，上诉审法院根据自己对判刑人罪行的评断，不仅可以减轻、而且也可以加重原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但是，历史的进步趋势终究是不可抗拒的。英国《1966年刑事上诉法》和《1968年刑事上诉法》终于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3]。英国人自己写道：“在过去，刑事上诉法院如果认为被告人提出的上诉是无理取闹，则有权予以加刑；但现在法院已不再具有这种权利了，准一有效的威慑因素是，在驳回上诉时，有权命令在对上诉者提出的上诉作出裁定之前上诉者被羁押的时间(或者其中的部分时间)不计算在其刑期之内。”[4]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后建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在其刑事诉讼立法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22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便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核准撤销的，人民法院第二次审判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的刑罚。”1958年的《苏联和备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第46条题为：“上诉审对判刑人不得加重刑罚或适用规定较重罪行的法律”，对上诉不加刑问题作了更为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申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1.2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中，尚未发现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内容。建国以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6年10月《审判程序总结》中规定：“对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如果认为原判处刑显然过轻，而确有加重刑罚必要的时侯，应当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马锡五副院长曾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在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初步总结这一部分内，还提到由被告人或者他的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加重刑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是可以加重刑罚。但在加刑的方式上，却以采取由上诉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办法，比较妥当。因为由原审人民法院改判加刑，不但可以更好地考虑当地客观实际情况，而且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同时，通过发回重审，还可以收到提高下级人民法院干部政策业务水平的效果。”[5] 1956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由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不直接加重刑罚问题的复函》中，并指出：“苏联方面的经验(指在上诉不加刑方面的经验。——笔者注)，可以供作起草刑事诉讼法时的参考，目前还不宜机械搬用。”1957年，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目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时，有的同志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写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赞同者不多，所以未能写上。随后，反右派斗争开始，政法战线受到猛烈冲击，上诉不加刑原则被作为“有利被告”的资产阶级右倾原则受到了批判。[6]在这种左的浪潮中，有的地方法院甚至感到发回原审改判加刑都有些“束手束脚”了，要求允许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加刑。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审判程序上某些具体问题的临时变通意见》中答复说：“关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改判加重刑罚的问题，如果原判处刑显然过轻，确有加重刑罚必要，而案件事实以及为虽则所需要斟酌的一切犯罪情节都完全清楚，证据明确，无须发回原审改判时，也可以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而由上诉审人人民法院自行改判。”195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了一个同样的批复。1963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时又有同志提出应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左”的空气相当浓厚，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把我国的一切法律制度、包括很不健全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糟蹋殆尽，所谓“上诉不加刑”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所以，从建国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公布的三十年间，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没有采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采取上诉可以加刑的做法。这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重获契机。从1979年初开始，国家立法机关抓紧进行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个法律草案的修订工作。在讨论、修订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过程中，对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能否加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对这一原则有赞同也有不赞同的，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经过充分讨论，反复衡量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上诉不加刑”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终于在第137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样，上诉不加刑原则终于在我国得以确立，这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以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历尽“艰辛”。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1款重新肯定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只是在第190条第2款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了限制，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为了更好的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容后文述)。
1.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
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保障上诉权原则、全面审查原则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一样，是我国刑事诉讼第二审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建国以来刑事诉讼的经验教训表明，这一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一原则，我国刑事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原则以及第二审的其他三项原则，必然耍受到损害。从历史角度看，鉴于“文化革命”期间林彪、江育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确立这项原则，更有其重大意义。具体地讲：
首先，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保证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执行，司法实践表明：第二审案件除少数由检察院提起抗诉和自诉人上诉外，绝大多数是由被告人一方的上诉引起的，因此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一方的上诉权能否充分顺利地行使。如果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不仅没有减轻或免除刑罚，反而加重了刑罚，就必然会增加被告一方对上诉人思想顾虑，甚至在一审判决不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敢上诉，这在客观上会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同时也使得一审的错误，因为没有上诉而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两审终审制就会流于形式。
其次，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从而杜绝错案的发生。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有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结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第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的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抗诉工作。
2 上诉不加刑的尴尬与存废之争
2.1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理论上的尴尬
首先，上诉不加刑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同时，如果是检察机关抗诉的共同犯罪案件，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也不得加重刑罚。也就是说，在有些案件当中，被告人上诉了，就有可能逃避更重的刑罚，没有上诉的被告人就无法享受这样的“优待”。另外，若检察机关只对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的，没有被抗诉的被告人也有可能享受逃避更重刑罚的“优待”。就这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因为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地。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时第五条又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条及我国刑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由前面的举例却可以看出，由于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存在，使得一审量刑太轻亦无法纠正，也就是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这将导致重罪轻判、轻纵犯罪，既不利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其次，它与刑事诉讼法的有错必纠原则相矛盾。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程序制度都服务于有错必纠原则，而上诉不加刑原则使有错必纠原则在二审当中得不到体现。
再次，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也往往会限入尴尬境地。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来看，在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只有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或者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第191条规定，下列案件可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二是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高院的《解释》第257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刑的权利受到几个方面的威胁：一、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二、发回重审后加刑；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这样一来，尽管刑事诉讼已经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可加对被告人予以加刑，即“曲线加刑”，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形成一种尴尬局面。
2.2 上诉不加刑原则能否废除
鉴于上述问题，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存废问题，理论上也是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废除，理由就是上诉不加刑在我国实施将造成尴尬局面；有人提出保留，并建议为了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有错必纠原则可以对上诉不加刑采取一些变通做法，达到实体真实的目的；还有人提出在完善的基础上保留这一原则。笔者赞成最后一种意见。因为上诉不加刑在我国的确立，如前文所述，本身经历了曲折的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简单以目前司法实务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理由而主张废除，就显得非常轻率，将是逆流行径，不利于对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的权利，从而有利于被告人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不能因为通向正义的道路充满荆棘而放弃对正义的追求，我们同样不能仅因为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完善而废之。相反，我们要努力完善之，下文将会述及这一问题。
3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及其评价
3.1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
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据，目前理论界主要的新观点有“控审分离说”、“控辩平衡说” 和“利益权衡说”。
“控审分离说”（又称“不告不理说”）认为“上诉不加刑”是有控审分离这项表示刑事诉讼民主、科学、文明的原则所要求的，即使法律未明文规定，二审法院也应当遵守。其核心含义是，对于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能受理和审判，控审必须分离，其次是法院审判必须受诉讼主张的限制，在只有被告人一方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法院是依据要求减轻刑罚之诉进行第二审程序，理所当然不能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如果二审判决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就明显超越了诉讼主张的限制，违背了不告不理和控审分离的原则[7]。
“控辩平衡”说认为由于控辩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应加强对被告人的特殊保护，使其拥有一些特权以换取实质上的平衡。这是数千年来人们对公平、正义思考的理论结晶[8]。
“利益权衡说”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许多利益冲突，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等。当这些冲突发生且利益难以兼得时，就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选其轻”。上诉不加刑原则正是这种“利益权衡原则”在立法上运用的产物，其坚持了程序上的人权保障而放弃了个案刑罚权的行使，是以牺牲个别真实为代价而谋求普遍的真实，是对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等冲突利益权衡的结果[9]。
3.2 理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