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取水许可管理权限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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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条件逮捕，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予以批准逮捕，并要求侦查机关进一步补充证据材料的一种强制措施。附条件逮捕是针对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在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制度。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质量标准》）对其予以明确规定。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对《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规定的重大突破，是侦查监督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基于宽严相济的理念对当下检警关系及逮捕制度的反思和求变，对于推进我国逮捕制度科学发展，满足侦查工作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其适用同时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社会公众安全的实现，在不断的摸索中，该项制度收到了日益明显的工作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拟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探讨，以期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现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行

　　1、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逮捕质量标准》和《关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附条件逮捕意见》）颁发后，各地检察机关开始试点附条件逮捕工作，并取得较大成果。基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和附条件逮捕的法律价值层面考虑及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试点工作实践，可以说，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既然存在争论，且试点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应当认真审视对这一制度的质疑，确保这一制度合理、规范地运行，不偏离原意，并避免质疑论者所担心的侵害人权、以捕代侦、增加羁押率等现象发生，防止错捕、滥捕。①

　　经过了6年的探索试行，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检察机关的不批捕率在逐年上升，而羁押率和捕后作无罪处理率在逐年下降，在这一升一降的数据反映中，附条件逮捕制度也正在逐渐加快向前推进的脚步。②

　　2.适用条件

　　（1）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嫌疑人。

　　（2）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一般逮捕要满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必要”等三个条件，而附条件逮捕与其差别在于认定犯罪的证据标准不一致，即“证据有所欠缺”，但应该达到“基本构成犯罪”的程度。

　　（3）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一般是指侦查机关已就下一阶段如何开展工作有了明确的侦查方案和计划，因限于刑拘时间短而无法获取定罪的关键证据方提请批准逮捕，若给予一定时间既能补充完善证据材料。③

　　3.法定程序

　　（1）必须经检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附条件逮捕是在定罪证据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做出的逮捕决定，存在较大逮捕风险，适用不当，极易蜕变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必须慎之又慎，因而由检察委员会审查决定。

　　（2）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附条件逮捕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对于认定犯罪存在的疑点要一一列明，并指出必须调取的关键证据。

　　（3）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逮捕决定。侦查监督部门要及时督促和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如果发现侦查工作难有进展，难以取得定罪所必须的证据，应及时撤销逮捕决定。

　　二、现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务缺陷

　　笔者认为，现行的附条件逮捕制度关于其适用和程序上的规定，在实务中出现了背离了它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逮捕的适用条件，而且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公正的结果。

　 （一）按照现有的规定附条件逮捕制度适用于 “重大案件”， 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事关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涉众型案件、数额特别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情节特别恶劣的渎职犯罪等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是这样的规定笔者认为不够全面和准确：（1）何为“重大案件”，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定，以致承办人员在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凭借自身的经验和知识理解来确定该案件是否适用附条件逮捕制度，相同案件可能在不同承办人手中发生不同的处理结果，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及严肃性。我们应该从犯罪类型、社会危害性及犯罪嫌疑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的严重性等多方面明确“重大案件”的内涵。（2）现实中审查一些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案件中，在仅抓到部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如果草率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决定，可能会为犯罪分子之间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提供温床，且对于没有固定住所和职业的犯罪嫌疑人，不捕之后想控制其行动的司法成本将大大提高，一旦释放很难再行抓捕,将来即使证据查实却无法追究犯罪。这类型案件笔者认为应该适用到附条件逮捕案件中。（3）在特殊时期，往往易发生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而这些犯罪行为又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为了维打‘和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可以采取较之一般时期更严厉的控制措施。特殊时期主要是指地震等自然大灾害发生时期，举办奥运会等对国家、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时期以及其它对国家荣誉与安全、国计民生、公共秩序等有着重大影响的活动或者事件举办和发生时期。 以我国2008年发生的“5. 12"四川汉川大地震为例，在全国上下抗灾的同时，就发生了以救灾物资为犯罪对象的哄抢、盗窃、等犯罪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过后必须予以特殊控制。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对于该种特殊时期的犯罪控制.理应担当重任。

　 （二）根据现行有关规定，附条件逮捕案件如何考核没有作明确规定，办案人员可能利用该项制度作为规避批捕工作考核的一种渠道。有必要通过立法将附条件逮捕案件质量列入目标考核内容，树立承办人的责任心、提高其业务素质，保障在附条件逮捕后及时指导、督促侦查机关的补充取证，对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取得定罪所必需证据提出撤销批准逮捕决定的建议。对附条件逮捕案件的考核应严格按照这几项内容进行：（1）案件是否符合附条件逮捕案件的适用范围；（2）承办人是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办理附条件逮捕案件；（3）承办人是否在侦查机关继续侦查补充证据阶段给与了实质性的指导和监督。不能简单的以最后是否撤销逮捕决定来考核该案的办理成绩。

　 （三）附条件逮捕的核心是变相增加了侦查时间，使得侦查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对案件进行侦查，对证据进行收集。侦查机关有这样的需求其实质是侦查人员素质的不尽人意以及物证技术的落后，这样的缺憾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刑事案件即便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侦查期限内也无法侦查终结，这才催生了附条件逮捕的诞生。所以从根源上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素质是改进附条件逮捕的关键。从国家进行统一司法考试以后，我国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律师行业都是实行的司法准入原则，只有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才能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但唯独我国的公安侦查机关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使得我国公安侦查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收集证据以及对案件的整体把握上都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对于附条件逮捕的实施，公安侦查部门“乐于”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指导，侦查活动越来越成为检方的附属性活动。因此，公安侦查人员作为法律共同职业体中的一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准确把握案件的整体情况。且鉴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推行，侦查机关可能在侦查期间更怠于搜集证据，等待检方的附条件逮捕决定的作出，反而背离该项制度提出和推行的初衷，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质量和打击犯罪的效果。

　 （四）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尺度不统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审查逮捕案件标准中指出，附条件逮捕实施的证明标准为“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基本构成犯罪”，这是相对主观的一条标准。何谓“基本构成犯罪”，这是一条非常具有弹性的规定，在实践操作中，侦查人员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靠的是自身的理解和经验。因此，对于“基本构成犯罪”应作明确的诠释，让承办人员在审查逮捕案件时有据可依，使得该项制度的推行更为规范和完善。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对附条件逮捕规定了:提出附条件逮捕意见及理由后，须提交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笔者认为，此项规定还需斟酌。审查逮捕案件的期限为7日，一般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案件相对一般案件更为复杂，案卷比较长，承办人在审查清楚案件的同时还要制作《附条件逮捕继续侦查取证意见》，在时间上就比较紧张，召开检委会与提交检委会讨论的程序需要占用一定时间，这样附条件逮捕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在时间上很困难，从而导致在实践中提交检委会讨论的往往流于形式。

　　三、我国现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完善

　　1、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嫌疑程度、案情的紧急性和必要性相适应。④因此，为防止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被滥用，对其适用范围必须加以限定。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只适用于重大案件，包括案情重大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暴力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事关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涉及到宪法、司法体制等根本性问题，附条件逮捕制度应当采用一种长远目标和制度渐进相结合的完善思路，笔者认为，对于附条件逮捕适用的案件类型，应该采取列举式的规定模式加以穷尽，因为作为一项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具体规定，其适用范围应该以审慎的态度结合司法实践不断细化，不宜规定兜底条款，以免实际操作中对其做扩大解释，防止制度滥用，另外，目前该制度作为一项工作措施施行，本身也具有随着实践完善适用类型的空间和可能。

　　2、适用条件

　 （1）证据条件。附条件逮捕案件的证据情况是该制度能否正确适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司法实践看，如果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但因时间所限提请批捕前未能完善和固定证据，捕后在规定的时限内能确保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即如果综合全案基本情况，结合侦查机关补侦计划和批捕人员办案经验进行分析，如果该重大案件所欠缺的证据具有补充收集的可能性，且待收集证据与现有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最终形成全案证据锁链，可以认为该案具备附条件逮捕的证据条件。

　 （2）刑罚条件。笔者认为，适用附条件逮捕的刑罚条件应规定为“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这样既可以确保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的有限度适用，又能充分发挥其突破重大案件的作用。

　　甲乙双方于2008年10月27日签订的《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将甲方声称受让自某公司的对丙所有的贷款债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140万。该贷款协议a条款规定：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当日内，将本协议项下不良贷款债权的档案移交给乙方；b条款规定：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甲方原所拥有的对丙债权的清收处置权利由乙方享有；c条款规定：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按照协议确定的时间、期限、金额和甲方指定的方式支付上述不良贷款债权的全部价款；d条款规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生效。

甲方在双方签定债权转让协议前，已于2008年9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丙主张权利，乙方为甲方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其后，甲乙双方对人民法院和丙均隐瞒了双方已签定债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并继续对丙的诉讼活动。其后，甲对丙诉讼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甲于2011年1月撤诉，撤诉同日，乙向丙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次日，乙将丙诉至人民法院。诉讼中，丙对乙提出已过诉讼时效抗辩，乙辩称其未过诉讼时效，理由是：1.甲乙双方于2008年10月27日签订的《贷款债权转让协议》d条款规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生效，最后一笔5万元在2011年才最后付清，按合同约定，该合同自2011年付款完毕后始生效；2.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诉讼时效应自通知债权人之后开始起算。

债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

1.关于合同中矛盾条款的效力判断 本案甲乙双方债权转让协议中，a、c条款规定合同自签署之日生效，d条款规定合同自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生效。二者关于合同生效时间的描述不一致。

判断相互矛盾的条款何者为有效，要考察合同条款与合同其他条款的协调一致性，尤其是与合同主要条款之间的协调一致性。从合同内容来判断，更符合缔约者缔约时的本意、与合同宗旨相符合的条款，应为有效，反之则应为无效。本案所涉合同中，a条款是关于债权凭证交付的规定，b条款是关于债权转移的规定，c条款是关于付款的规定。上述约定是债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的规定，属于债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按照合同约定，上述主要权利义务，均自合同签字之日起产生，尤其是b条款明确规定自合同签字之日起，所转让债权即告发生转移，合同的主要受让人即取得债权人地位。可见，合同自签署之日生效的约定与合同主要权利义务自合同签字之日产生的约定相吻合，体现了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反之，如果合同自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生效成立，则合同关于上述主要权利义务的约定均不成立，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亦告落空。可见，本案自合同签字生效的约定与合同的主要内容相一致，与合同订立的目的与宗旨相一致，为有效条款。

2.关于合同所附生效条件的效力判断 本案所涉合同之d条款，约定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后生效，从性质上看，该约定是对合同所附生效条件的约定。

从甲乙双方所做约定来看，该合同所附生效条件显属无效条件。如按照该约定，在乙方未付清全部价款前，该合同应该尚未生效，甲乙双方之间就不应该产生任何合同权利义务，但在前述合同条款中，上述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自合同签字之日起就已经产生，因此合同关于主要权利义务的规定已经否定了合同生效条件的效力。如果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成立，则合同关于主要权利义务的约定就不成立，合同也就不成立。当事人约定的这种使全部合同内容陷于矛盾之中的条件，称为“矛盾条件”，属于无效条件。

债权转让通知对诉讼时效的影响

1.关于合同法第八十条的效力 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从该规定的语义角度分析，该规定的意思十分清楚：让与通知仅仅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并非债权转让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效力的要件。因此，债权转让自债权转让合同生效时即已发生法律效力，受让人取得债权，转让人不得以未通知债务人为由对抗受让人。

从理论层面分析，赋予债权转让通知以债权转让生效要件违背一般法理。债权转让的铁律之一是，受让人自转让人处取得的债权，受所转让债权当时状态的约束，其效力范围不得大于转让前的效力。如果赋予债权转让通知以债权转让生效要件，则受让债权之诉讼时效自通知后始开始计算，不受转让债权诉讼时效状态之限制，其时效利益显然大于转让债权。这显然与受让债权之权利不得大于转让债权的原则是相悖的。不仅如此，债权转让通知如果有债权转让生效要件之效力，则债权人可以利用其来规避诉讼时效制度，将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转让给他人就可以重新获得时效利益，让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重新获得时效利益，不仅剥夺了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对债务人极不公平，而且将直接导致债权诉讼时效制度被架空，从根本上摧毁诉讼时效制度。显然，受让债权之诉讼时效从转让通知始起算为诉讼时效制度所不容。

2.关于债权转让通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条件 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债权让与通知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首先，诉讼时效中断，指的是在诉讼时效内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如果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则诉讼时效所给予当事人请求法院救济的时间已经完全经过了，不可能回过头来发生中断。而在本案中，甲乙双方于2008年10月27日签定债权转让协议，但直到2011年1月才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让与通知，其诉讼时效本身已过，已经不可能发生中断了。其次，按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债权让与通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是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或者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债务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而丙并没有在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也没有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甲方也没有在之前2年内发布有催收债务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

因此，本案中的债权转让通知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主观样态

本案中，乙在甲与丙的债权纠纷中，担任甲的诉讼代理人，并且在甲对丙提起诉讼的第二日就从甲处购买了诉争债权。自购买债权之日起，乙已具备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一切条件，且明知丙对该债权持有异议，但乙不仅未向丙主张权利，而且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内隐瞒其已经购买诉争债权的事实，已经构成主观故意怠于行使权利。不仅如此，乙还作为代理人积极参与不再具有债权人地位的甲向被告主张债权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诱骗丙在不知债权已经转移的情况下向不具有债权人地位的甲履行债务，恶意损害丙的合法权益，已经构成了恶意串通行为。对这种出于不法行为，在主观上恶意不行使权利，致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更应令其为自己之行为负责，承担诉讼时效经过之法律后果，以体现法律公平正义之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