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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6号



《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7月29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公布，自 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



2011年7月29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防震减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地震监测台网建设和运行、地震灾害防御基础工作、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地震应急准备、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建设与培训、防震减灾新技术推广应用、地震群测群防等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协调、部署、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抗震救灾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承担本级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和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建设、民政、财政、教育、卫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公安、科技、广电、电力、通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上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六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防震减灾科技水平。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研究开发和推广使用符合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应急救援需要的经济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施、新装备。




第七条　每年5月12日所在周为本省防震减灾宣传周。




第二章　防震减灾规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防震减灾规划，将其作为本级人民政府专项规划，并保证规划的实施。




第九条　防震减灾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防震减灾规划和本地实际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防震减灾规划应当明确地震监测预报、震害防御、应急救援、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点项目。




防震减灾规划一经批准公布，应当严格执行；确需修改的，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应当对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评估。




第三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十二条　地震监测台网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建设和管理。




全省地震监测台网由国家级地震监测台网、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组成。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是全省地震监测台网的补充。




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规划，由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全国地震监测台网总体规划和本省地震监测工作实际需要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规划制定，经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保证建设质量。




建设地震监测台网，可以利用废弃的油井、矿井、军事工程和人防工程等，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坝高一百米以上、库容五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地震后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油田、矿山、石油化工等重大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




核电站、核设施，大中型水库大坝，大型发电工程，高速公路和铁路干线上的特大桥梁和中长隧道，城市轨道交通，大型广播电视发射塔和重要文物遗址等建设管理单位，应当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或者预警处置设施。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监测设施或者预警处置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由建设单位负责，所需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建设单位应当将有关建设情况报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业务指导。




第十五条　地震监测台网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确需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的，国家级、省级地震监测台网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市、县级地震监测台网报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报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将地震监测设施分布地点及其观测环境保护范围，报同级国土资源、建设、公安、测绘等部门备案。




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应当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标志。保护标志应当标明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具体范围和要求。




第十八条　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批准土地使用权、核发选址意见书或者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对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送的备案材料，经征求地震台站管理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一次齐发爆破用药相当于四吨梯恩梯炸药能量以上的爆破作业，公安部门应当在办理审批手续后、实施爆破作业前告知当地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震监测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提供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地震烈度速报系统，并保障系统正常运行，为抗震救灾和工程建设提供依据。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地震监测信息研究结果，对可能发生中强以上破坏性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作出预测。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研究提出的地震预测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或者所预测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报告应当包括预测意见、主要依据、单位名称或者个人姓名、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收到书面地震预测意见报告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对报告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观测到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有条件的可以书面报告或者附带影像资料。接到报告的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进行登记并及时调查核实，将核实结果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召开震情会商会，对地震预测意见和有关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震情会商意见；震情会商形成地震预报意见的，经评审后将地震预报意见和对策建议报省人民政府。




市（州）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召开震情会商会，形成的会商意见向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五条　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本省范围内的地震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已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四十八小时临震预报，同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刊登、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应当以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散布地震谣言。对扰乱社会秩序的地震谣言、误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迅速予以澄清。




第二十六条　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震活动趋势和震害预测结果，提出本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和物资储备中安排防震减灾专项资金、物资，做好震害防御和应急准备等各项工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震情跟踪、流动观测和地震前兆监测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知识宣传网，开展群测群防工作。




第四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二十八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




按照国家和本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有关规定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应当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高于当地一般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地震危险地段和活动断层。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或者有区域性地震断层通过的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应当开展活动断层探测、地震危险性评价和震害预测工作，为编制和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抗震设防提供依据。




第三十条　市（州）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所在地城市以及新建开发区、大型厂矿企业和长距离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干线工程，应当编制地震小区划图，作为确定当地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依据。




地震小区划图应当及时公布，适时修订更新。




第三十一条　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和大型厂矿企业组织开展震害预测工作，依据震害预测结果，健全完善防震减灾措施和抗震救灾对策。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有关部门对现有建（构）筑物进行抗震性能普查。对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经鉴定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据国家和本省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采取必要的抗震安全措施。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民居建设抗震安全工作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安排专项资金，制定相应政策，支持农民对住宅采取抗震设防措施。




乡镇、村规划，农村集中居住区规划，应当符合抗震设防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农村实用抗震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和推广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加强对农村住宅和公用设施施工人员的培训。




第三十四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鼓励采用减隔震技术和新型抗震建筑材料。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文件中注明隔震装置、减震部件等抗震设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震应急避难的需要，将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充分利用城市广场、绿地、公园等空旷区域，设置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并依据国家标准，配套相应的交通、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




学校操场和公共体育场等可以作为临时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及其周围应当设置明显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破坏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




第三十六条　市(州)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震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完善指挥技术系统、灾情速报系统、应急基础数据库系统建设，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为地震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提供基础数据。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一级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要求，提供基础数据，并建立灾情速报系统。




第三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应当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开展预警、避险、救生等地震应急演练。




教育部门应当将防震减灾知识作为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学校应当每年组织学生开展地震紧急疏散演练活动，提高学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无偿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协助、督促有关单位做好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和地震应急避险、救援演练等工作。




第五章　地震应急救援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和本地实际，制定地震应急预案。




各级人民政府的地震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政府有关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鼓励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就抢救压埋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临时安置受灾群众、报送灾情信息等制定地震应急处置方案，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九条　下列单位应当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一）通信、供水、供电、排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




（二）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运输经营管理单位；




（三）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商场、会展、会议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管理单位；




（四）石油化工、矿山、水利、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强腐蚀性、放射性、核设施、三级以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项目或者设施的管理单位；




（五）金融、广播电视、重要综合信息存储中心等单位；




（六）档案馆、博物馆、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七）因地震灾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或者影响的其他单位。




制定地震应急预案的单位每年应组织一次地震应急演练，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地震应急预案，并按照原程序报送备案。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完善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配备相应的装备、器材，并定期进行补充更新。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在培训、演练时，应当接受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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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法方法论的传统著述通常不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这与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特征相关。所谓规范性，是指民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建构一套明确、具体并且不存在内在冲突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都是在相关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不明确、不具体的时候，为了确定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理论操作。当相关规范不存在的时候，民法方法论则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民法规范创制，诸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类推解释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诸如比较法、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方法的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服务于寻找“妥适的规范”这一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寻找规范的路径不同而已。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存在重要区别。首先，实证研究关注的并非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而是规范适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如果说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寻求的是“应然”的规范是什么，那么实证研究关注的则是社会生活中“实然”的规范是什么。举例来说，关于限制高利贷的问题，传统民法学方法论关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规范，究竟超过法定利率的多少才应认定为高利贷。而实证研究则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借贷行为中当事人约定利率的具体状态如何，利率的高低呈现怎样的曲线分布，特别高的利率占多大的比例等等。

其次，实证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通常不涉及评价问题。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则包含了浓厚的评价因素。虽然说民法的根本精神是私人自治，原则上尊重私人对其生活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并且给予国家法层面的保障，但民法并非一概放任私人自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效力判断规范对民事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加以调整和引导。这种调整和引导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理想的民事生活秩序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必然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相比之下，实证研究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举例来说，现代民法追求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并通过各种民法规范的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婚姻家庭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规范在实际的运用中恰恰导致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实证研究不对这样的状况进行评价，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的存在。

再次，实证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法律规范采取一种“外部视角”，而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往往对法律规范采取“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指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条件一起塑造着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得到遵守或者被违反本身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而所谓内部视角，是以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应该得到遵守为前提，分析规则是什么、何种规则更为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对待规则的态度（遵守／违反／规避）并非传统民法方法论关注的重点。

只有注意到这些差别，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法学研究的重点是面向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主导性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则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政治科学研究的领域。虽然民法学界从未否认其研究成果对于立法（其功能是界定法律规范的大致框架）的价值，但民法学者一直以来坚持一种纯粹法学性质的“规范研究”，忽视了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汲取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和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而言，中国民法学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忽视显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公法而言，民法被认为更加具有“普世性”因素，因此民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因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再加上中国民法的继受法性格，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助于比较法的资料，借鉴（其实就是移植）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和制度，成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和制度继受也与中国民法近二十年来主要围绕重要的民事立法活动展开其研究规划存在联系。考虑到民法体系的庞大，中国民法学界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从“立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模式中抽身出来，认真评估这些年来民事立法工作的实际效果。

应该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引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三十多年来的积累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今天讨论实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民法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而非革命。基于对法学研究的基本性质的认识，笔者甚至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成为传统民法方法论的补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反对实证研究在民法研究中的运用。相反，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要求民法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首先，民法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中国语境”。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要适应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才可能发挥实效，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而“中国语境”究竟表现为什么，必须借助于对民法规范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伴随着大规模民事立法活动的渐趋结束，民法理论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要转移到民法规范的适用和运行方面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尤其表现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持，那么就无从评价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社会效果，也难以引导规范解释和建构的具体方向。再次，实证研究与传统民法方法论可以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关系。对于“应然”的设定离不开对“实然”状态的了解。中国民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这只能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

在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吸收实证研究成果，要求民法学界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注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关注实务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民法研究的外部视角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自觉地视角转换。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求民法学者能够对霍姆斯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有一种切实的领会以及实际的运用。


（作者：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